新华网郑州5月2日电（记者双瑞、黄小希、周竟）“觉得生活没希望了，不知道往哪里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在富士康车间流水线上工作了2年的26岁工人李想（化名），轻轻把头调转向窗口，眼神疲倦又迷惘，脸上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沧桑感。
李想自称“久经考验的二代农民工”，从18岁中专毕业踏入社会至今，他的梦想从来不曾改变：“有一份能够成家养家的工作，买房、结婚、生子，让母亲不再为我操劳。”
渴望成家立业是人之常情，但在他身上却变得十分遥远。
每天，数以万计的苹果手机从李想和他的工友手里生产出来，流向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热衷新鲜事物的年轻人，同样年轻的李想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
“我的双手摸过的iPhone加起来可以盖一栋二层楼房了，可我拿到手的工资却买不起一间房子用的砖！”李想说，自己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每天重复同样简单而机械的动作，“青春一去不返，谁能告诉我未来在哪里？”
李想出生于河南信阳农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和他都相信，上学读书或者学得一技之长会是农村孩子的好出路。后来，他考上一所中专院校，学习钳工专业。老师说，钳工专业在市场上很热门，毕业了工作好找挣钱又多。
很快，四处碰壁的李想就感觉受到了愚弄。他发现，劳务市场上最常见的招工类型是普工，换言之对技术能力不做要求，他几乎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为了糊口，他只好辗转于南方沿海城市的各类中小型加工企业，做一些“看一眼就会”的工作，薪资自然低微，每月1000多元，他基本攒不下钱。
几年的打工经历让李想隐约意识到，繁华的大城市并不属于自己，他开始希望回归故土。2011年初，富士康郑州园区招工，作为全球500强企业，而且离老家不远，它使李想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不过，李想富士康生涯的第一站并不是郑州园区，而是以培训的名义在烟台厂区工作10个月。当时他负责产品烤漆环节，其实只是站在流水线支架前，往上挂原件，从早上7点半干到下午6点半，一天11个小时站立重复这一个动作。他脚后跟的茧，离开烟台厂区一年后都没有蜕，收入却始终在2000元左右徘徊。
他的微博详细记录了进入富士康以来的状态，经常“加班到精神恍惚”，有时“离岗如厕，太累太困，竟在厕所睡着”，有时抱怨“连续７个月工资不到两千了”，很多次还流露出辞职的念头，说“最近回家种田的念头特别强烈”。
“来富士康有些时日了，抗拒、愤怒、无奈、忍受、尝试融入……就这么一直走到现在。突然发现自己的意志被逐渐消磨殆尽，对梦想和生活也不做设想，甚至说服自己‘生命不过如此’。”2012年底，李想从流水线工人晋升为全技员，处于这个企业多达13级的权力结构体系的第二层，但他并没有感到多少喜悦。除了继续晋升的重重困难，生活依旧是上下班睡觉，城市里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与周围许多工友不同，李想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鲁迅的杂文。他能指出某家出版社的《鲁迅杂文全集》缺了哪篇文章，他也常在微博上引用鲁迅名言，自己的文字也带有鲁迅式的犀利冷峻。他说，鲁迅的思想可以让他在混沌的现实生活中保持清醒。
“我没学历也没技术，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离开这儿又能干什么呢？”李想说，很多次下定决心抛弃目前的工作，却又被现实打退。机械重复的流水线工作不能带给他任何技能上的提升，走出去并没有丝毫竞争力。
其实，他真正梦想的工作是劳工NGO。“我们这些创造价值的人并没有公平地享受到成果。”多年的打工生涯让他意识到，农民工群体很需要社会的认同和帮助。在他看来，维护劳工权益比他从事过的任何工作都更有价值。
“梦想不敢想太远，眼前最大的愿望还是挣钱结婚生子，让母亲放心。”不久前，李想终于借钱在老家的县城付了房子的首付，他说感觉压力更大了，但总算有了盼头。他希望能给未来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不是步自己后尘成为“三代农民工”。
长期研究中国劳动市场的学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樊明说，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许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为回归乡土积累财富，而是有着在城市落地生根、获得有尊严生活的强烈愿望，政府和社会应为他们的梦想提供实现的机会。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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