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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普通的星期六晚上，在繁忙的市中心酒吧里，托尼（Tony）觉得很无聊，于是他拿起桌上的空啤酒瓶，用两只手轮流掂量几下。突然，他把瓶子摔在桌子上，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那个晚上不小心撞到他的陌生人面前，把破瓶子使劲插在他的脸上。
受伤男子名叫皮特（Pete），他的朋友对托尼进行了猛烈反击。当其他人试图阻止他的时候，他继续推着托尼并猛打他，这吸引了更多人加入战团。当警察到达的时候，托尼冷静地控制了局势，似乎试图平息事态，但实际上是在责备皮特。当警察随后试图逮捕皮特时，皮特第二次爆发了，这次他打了一个警察。
虽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它可以用来说明监狱中两类暴力罪犯之间的区别。托尼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是：冷酷、精于算计、表面上迷人、冷酷无情。临床心理学家、精神分析专家史蒂芬·布卢门撒尔（Stephen Blumenthal）说：“暴力行为是事先考虑好的，个人可能会从参与其中得到很多刺激和满足。”
布卢门撒尔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下属伦敦心理治疗诊所——波特曼诊所的医生，经常与暴力罪犯打交道。而皮特则表现出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症状，这是一种以冲动和攻击性为特征的病症。布卢门撒尔说:“典型的反社会、非精神病患者的暴力行为是由强烈的情绪驱动的，而且属于冲动或被动行为。”
图2：那些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的暴力行为是由强烈的情绪驱动的，会表现出冲动或反应性暴力
两个暴力的男人，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但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经常把他们混为一谈。尽管两者都是暴力罪犯，并因此对社会构成了风险，但从累犯率来看，这可能是个错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他们的大脑工作方式截然不同。这可能意味着，如果他们要安全地回到我们的街道上，需要不同类型的康复手段。
有鉴于此，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努力为重复犯罪的暴力罪犯设计新的治疗方法。美国精神病学家海维·克雷克利（Hervey M Cleckley）在去1941年出版的《理智的面具》（The Mask of Sanity）一书中，给出了精神病患者的概念，该书基于对高安全警戒级别的监狱囚犯的采访而成。布卢门撒尔说:“他发现了一群精神失常的人，但他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精神障碍患者。”
精神变态通常使用评估工具进行诊断，根据一系列标准对个人进行评分。那些超过某个阈值的人被正式归类为精神病患者行列。尽管精神变态的种类很多，但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并不是暴力罪犯。事实上，有些人在商业领域非常成功。然而，那些倾向于犯罪的人通常多才多艺。布卢门撒尔说:“他们经常会被混在许多不同类别的犯罪中。”
在被监禁的暴力罪犯中，少数人是精神病患者。英国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男性囚犯约占8%，女性占2%。另据估计，31%的男性暴力罪犯和11%的女性罪犯符合精神变态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已经被定罪。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群(少于1%的人被归类为心理变态者)注定要走上犯罪的道路。
图3：在被监禁的暴力罪犯中，只有少数人是精神病患者
显然，精神变态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暴力犯罪。但是，当精神病患者被关进监狱，找出如何更好地帮助他们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比非精神病患者更有可能再次犯罪。心理变态者似乎相对不受惩罚，这使得他们很难管理。更普遍的是反社会人格障碍(ASPD)，估计会影响50-80%的普通囚犯。布卢门撒尔说:“有人说，在监狱里寻找ASPD就像在大海捞针一样。”
虽然患有ASPD的人可能会被认为是逍遥自在、讨人喜欢的人，但在面对冲突时，他们会迅速崩溃，并变得令人恐惧。伦敦国王学院的临床高级讲师奈杰尔·布莱克伍德（Nigel Blackwood）说:“他们是个急躁的群体。他们感到沮丧和恼怒，看似不存在威胁，通常使用反应性攻击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少数情况下，暴力罪犯将符合ASPD和精神病的双重诊断标准。布莱克伍德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发现了这些罪犯大脑中的不同之处，这使得他们能够将只患有ASPD和健康的非罪犯区别开来。布莱克伍德说:“这些差异是大脑中社交的关键领域，它们涉及到我们对社会声誉的看法，并利用恐惧来告知我们的行为。”
图4：许多暴力罪犯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和精神变态的双重标准
心理变态者似乎处理关于惩罚和奖励的信息与普通人不同。大多数孩子都会经历殴打或啃咬其他孩子的阶段，但大多数人最终会意识到这是一种不恰当的行为，并会受到惩罚。然而，心理变态者似乎并没有受到惩罚，这使得他们很难管理。布莱克伍德说：“我们的实验表明，精神变态的关键特征在于不能使用惩罚信息来塑造其行为。我们的研究表明，不仅精神变态者对惩罚反应迟钝，而且他们对惩罚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他认为，这可能对康复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为这些“可分离群体”量身定做康复方案。
布莱克伍德说，考虑到他们大脑不同寻常的奖励机制，一种方法可能是考虑鼓励其他有益的活动，比如兴趣爱好或工作，而不是再次犯罪。但他警告说，要知道这是否有效还为时尚早。
图5：集体治疗可以帮助个人更好地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更高级的研究认为，针对暴力罪犯的干预措施与ASPD有关。研究表明，这些人在“意识”中解读面部表情存在困难，并表现出其他的缺陷：他们理解自己的能力，以及他人在思想、情感、愿望、信仰和欲望方面的行为。这不仅会使他们误以为这些行动更具有威胁性，也会让他们更难控制这些情绪，因为他们很难理解自己的感受。
彼得·福纳吉（Peter Fonagy）是伦敦大学学院的精神分析学家、临床心理学家，他目前正在监督一项基于心理治疗的团体治疗试验，这些人都是在缓刑期间被释放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患有ASPD。每个星期，他们会面并讨论当前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问题，目标是对他们自己和周围的人的立场有更细致的了解。
福纳吉解释道：“我们正试图按下心态暂停键：就在当前状态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精神上的开脱往往会导致情绪的热度消散，从而降低去做某些事情冲动。现在，福纳吉和他的同事已经成功地使用了心理治疗来帮助患有另一种疾病的人，即边缘型人格障碍(BPD)患者，其特征是情绪不稳定和经常自我伤害。一项研究发现，情绪和交际功能的改善在八年后仍能被检测到。
福纳吉说:“我不认为我们发现的是一种灵丹妙药，它不会改变每个人的生活。但是因为这些人的再次犯罪的风险很高，我认为如果你能稍微改变一下，让这些人当中的小部分人生活在社区里变得更容易、更安全，那么你就会做些事情，当然从经济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相当重要的。”
图6：科学家们正在寻找新的治疗方法来治疗反复出现的暴力罪犯
西班牙的研究人员更进一步，鼓励暴力犯罪者亲身体验受害者的情感反应。巴塞罗那大学的梅尔·斯莱特（Mel Slater）和马维·桑切斯-维维斯（Mavi Sanchez-Vives）始终在与家庭暴力犯罪者打交道，引导他们接受社区康复计划，而不是在监狱里呆着。因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犯罪，所以可能面临更宽松的判决。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这些人经历了虚拟现实场景，他们在其中化身为女性，并面对好斗的男性。男人们批评他们的外表，把电话摔到墙上，然后侵入他们的私人空间。
桑切斯-维维斯说:“在治疗方案中，观看视频或进行角色扮演是很常见的，但这是一种更强烈的体验，因为它使用了虚拟现实技术。”在此之前和之后，这些罪犯被测试了他们识别女性面部恐惧等情绪的能力，他们识别恐惧的能力随着干预而提高。斯莱特说:“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表达自己的情感，有助于他们理解（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在这种对抗中实际发生的事情。”
虽然他们还没有发现这种变化有长期影响，但其他的虚拟现实研究表明它们可以持续下去。例如，斯莱特之前测试了1名白人化身虚拟黑人身体的影响，发现它减少了隐性的种族偏见。当参与者1周后接受测试时，这种影响仍然存在。斯莱特说:“这并不能证明这种影响会阻止性别暴力，但至少已经表示出迹象。”
这种移情培养方法是否适用于精神病患者还不太清楚。谈话治疗需要动机、协作和情感参与，但心理变态者不会经历正常范围的情绪。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比其他囚犯和治疗师更优秀，嘲笑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们。布卢门撒尔说:“如果你把他们放在集体治疗的环境中，他们有可能会把它搞砸，对他们的管理存在很大问题。”
图7：精神变态者通常是迷人的，善于操控的，并且在感受同情方面存在困难
在他的《评估风险》（Assessing Risk）一书中，布卢门撒尔描述了一个精神变态者——席德（Sid），他有虐待年轻女性及其孩子的历史。他被调到布卢门撒尔工作的缓刑招待所。布卢门撒尔说:“他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具操控性的人之一。”一个月后，席德带着旅馆的清洁工——“一个看上去稳定可靠的女人”潜逃了。尽管有人警告过后者。
布卢门撒尔表示：“我不想完全放弃治疗，因为大多数目前的项目都是非常基础性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这些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康复，他们需要选择去做什么来治疗自己。我认为，人们还必须承认，有些人对治疗有抗拒心理，而且很难接触到他们的真正内心。”
更多的希望可能在于发现具有心理变态特征的年轻人，以改变他们的发展轨迹。
研究表明，精神变态确实有遗传成分，那些拥有所谓高水平“冷酷无情”特征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成为心理变态者。在儿童时期，精神病可以被诊断的观点仍然存在争议，但有证据表明存在明显的危险因素。精神病和ASPD都与童年时被忽视和受到虐待的经历有关。
而情绪反应性的孩子往往对严格的界限反应良好，而“冷酷无情”的孩子反应迟钝。这就是为什么干预会产生帮助的原因：最近的研究表明，他们可能更容易受到关注强化积极行为的干预，而不是惩罚不良行为的影响。这与布莱克斯托克（Blackstock）在成年精神病患者身上的发现相吻合。
图8：大多数孩子都会经历殴打或啃咬其他孩子的阶段，但最终会发现这是不恰当的。
布卢门撒尔在波特曼诊所的同事格雷厄姆·穆西克（Graham Music）说：“如果你可以构建这部分的大脑，想要通过取悦别人获得奖励，而不只是得到你想要的，那么你可能有更好的成功机会。”这样的孩子在解读他人情绪状态方面的能力也表现出缺陷，但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引导他们观察他人的眼睛来提高，这可能会增加同理心和情感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干预如此重要的关键：大脑在儿童时期更具可塑性。不过，这方面也存在挑战，因为这些孩子不一定都能接受儿童心理学家的辅导。穆西克称：“经常被提及的孩子是那些乱扔东西、踢人、叫喊以及打架的人。”另一方面，冷酷无情的孩子有时又被称为“快乐的激进分子”，因为他们似乎对暴力无动于衷。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暴力罪犯并不是个例，这显然需要更加细致入微的方法应对他们。挑战在于确定哪些人最有可能从治疗中获益，并将资源引导到支持他们改变的努力上。也许有些人已经不可救药的，但也有许多人值得拯救。福纳吉表示：“我相信生物学是有可塑性的，我对这些人的态度是决不放弃。”
本文来源：网易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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