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网易科学人栏目组 惜辰
据美国科学周刊网站报道，达尼丁研究团队对1000多个新西兰人40多年的生命历程展开了详尽的观察和记录。这一纵向研究揭示了有关人的发展的诸多真相。
1987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办的一场会议中，在海报论文环节，两名心理学博士后先后进行了演说，他们分别是苔莉·莫菲特(Terrie Moffitt)和阿夫沙洛姆·卡斯皮(Avshalom Caspi)。卡斯皮并不是一个主动的人，但是看了莫菲特的海报后对她的研究赞叹不已。他对她说，“你的数据集非常精彩。”莫菲特不是一个容易被好话说动的人，但会后她来到大学图书馆查阅了他在论文中引用的数据。莫菲特回忆，“这非常书呆子气。我们因为数据而坠入爱河。”
这段感情维持至今。他们的故事也成为科学界的一段佳话。目前，他们已结为夫妻。近30年来，他们合作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这是迄今有关人类发展的最全面详细、最追根究底的系列调查之一。“达尼丁多学科健康与发展研究”发起于1972年，对大约1000名新西兰人的生命历程进行了不懈的追踪、详尽的记录和深入的剖析。研究团队已发表超过1200篇论文，其中涵盖了引发反社会行为的风险因素、压力的生理影响以及吸毒的长期影响等问题。1985年，莫菲特和卡斯皮先后加入了研究团队，并主导了很多研究工作。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心理学家布伦特·罗伯茨(Brent Roberts)说，“他们做的工作多到难以分类。”罗伯茨一直与两人保持着合作关系。
在早期，研究团队发现，大多数青少年犯罪具有短暂性的特点。200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禁止对未成年罪犯实施死刑的裁决中援引了这一发现。莫菲特和卡斯皮进行过的一项开创性研究发现，一个人若在幼年就表现出一定的自控能力，那么成年后他有很大几率能够保持健康和快乐。他们详述了基因构成如何让人易患某些焦虑症，阐释了基因和生命历程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去年，达尼丁团队发表了一项基于数十年数据的研究成果：与传统观念不同，一生中某个时候，大多数人都曾经历过精神问题。
2016年，美国心理学协会把杰出科学贡献奖颁给了莫菲特和卡斯皮，并表示“他们的工作已跨越心理学，进一步影响到精神病学、基因学、犯罪学、流行病学、社会学等许多其他领域。”
心理学领域不乏时间跨度长的纵向研究。早在1946年，英国的医学研究委员会启动了一项覆盖5000多人的调查，记录了他们从出生到老去的历程。也有研究者追踪了同卵和异卵双胞胎的生活，以探讨先天遗传和后天教养的影响。这些研究虽然历时较长，但能够实时展现研究对象的情况，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回忆或医疗记录来重现他们的生活。
达尼丁研究在各种纵向研究中具有非凡的意义。该研究并非规模最大或历时最长，但研究对象的保留率极高，自启动以来，该研究的追踪对象中95%均未流失。而高频率的数据收集过程让这些人成为地球上最受密切关注的群体之一。每隔几年，达尼丁研究团队就从认知、心理和健康方面对他们展开了密集评估，采访每名研究对象以及他们的老师、家人和朋友，查看他们的财务和法律记录，并承诺对这些信息严格保密。通过这些途径，研究团队尽可能完整地获取了他们的生活资料。
莫菲特和卡斯皮等人通过这些资料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人类发展模式。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以斯拉·萨瑟(Ezra Susser)的评价是，“这些资源非同寻常，确实没有其它研究可与之媲美。一次又一次，达尼丁团队抢先摸索到研究方向，比我们更早地得出研究结论。”
莫菲特在北卡罗来纳州中部长大，她的祖先有着苏格兰与爱尔兰的血统，在18世纪定居于此。小时候，她会帮忙做农活，在树林中漫步，摘蘑菇，抓萤火虫。她的奶奶常常陪伴着她。奶奶曾教她，“尊重是自己赢来的，你无法要求别人尊重你。一个女人的美丽在于她的勇气和笑容。”
在这个大家庭中，红发蓝眼的莫菲特是第一个上大学的人。由于毕业于“较差的高中”，她在北卡罗来纳大学选学的都是简单的课程。但是当教授们发现她的潜质时，她开始对心理学和行为药理学方面的高等课程感兴趣。她在附近的科研三角园做实验技术员，能够赚点生活费。她从小就会捕捉兔子和松鼠，若要牺牲实验室中的动物，她并不会感到不安，因此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念研究生时，她有幸与著名的心理学家萨尔诺夫·梅德尼克(Sarnoff Mednick)共事，当时她的研究重点是犯罪行为的根源。在参加博士论文辩论的前几个月，她和几个同学想放松一下，于是决定去学跳伞。结果很倒霉，莫菲特把腿摔伤了好几个地方。正巧这时来了一名来自新西兰的客人。招待他的几小时里，她只能坐在轮椅中。这名客人名为菲尔·席尔瓦(Phil Silva)，他一直在追踪1037名孩子，每隔数年就对他们的认知和心理发展进行评估。这些孩子都是在1972年4月至1973年3月期间出生，出生地点是达尼丁医院的玛丽女王产科中心。
在莫菲特看来，这正是绝佳机会，她可以通过这群孩子研究自己对幼儿和犯罪起源的一些观点。当这些孩子13岁时，她加入了这一研究。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她首次造访新西兰，收集了被警方拘留的一些女孩的资料，并在那场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会议中陈述了自己的发现。当时坐在她身边的小伙子有着橄榄色的皮肤、深情的眼睛，棕色的头发还绑着辫子。她就这样宿命般地遇到自己未来的人生伴侣。
现在卡斯皮的头发变得灰白，仍经常绑着马尾绑。他在以色列内盖夫荒漠一个小小的集体农场中长大。他的爸爸是也门人，妈妈是立陶宛人。他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展望的“新国民”之一。当时这位建国总理卸任后，住在街上的一栋房子中。每天早上在上学的路上，卡斯皮和他的五个同学会经过本-古里安的家。他们会大声说，“你好，戴维。”本-古里安则回复，“你好，孩子们。”卡斯皮10岁时，一家人搬到了加州的伯克利，在那里他父亲完成了国际学研究方面的博士学位。卡斯皮回忆，“从集体农场迁到伯克利的转变相当有意思。那时是上世纪70年代，我记得和父亲一起躲避暴乱的经历。”
这些经历激起了他对不同人和地方的好奇心，他还想成为记者。但后来他被心理学所吸引。在康乃尔大学进行毕业设计时，他的导师是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埃尔德的著作《大萧条时期的孩子们：生命历程的社会变迁》是经济环境如何影响人的发展的里程碑式研究。对人的性情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卡斯皮十分着迷。在遇到莫菲特的那场会议中，他陈述的研究主题是脾气暴躁的孩子如何在成年后依旧保持坏脾气。
这场会议后他们之间的异地恋维持了数年，后来两人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安定下来。同事们建议他们不要把个人的亲密关系延伸到工作中。但他们没有听进去，卡斯皮继莫菲特之后加入了达尼丁团队。
他与莫菲特的首次合作是关于他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是否让人发生改变？还是仅仅巩固原有的性格？达尼丁团队把研究焦点放在青春期的女孩上。该团队的研究对象中超过一半都是女孩，自她们的童年到15岁，该团队一直坚持对她们展开身体和心理测试。先前的研究表明，青春期早期是尤为焦虑的时期。卡斯皮和莫菲特发现，最难适应青春期早期的女孩通常在童年早期就表现出行为问题。这一发现促使卡斯皮提出“巩固”假设，即焦虑的过渡期有助于巩固我们已有的性格。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这是一种激进的观点，因为当时心理学家通常认为，个人境况是决定个性的关键。
自那时起，他们的研究工作开始侧重探索人类本性较阴暗的层面。《指环王》的拍摄地是新西兰，然而同电影中的田园风光不同，新西兰实际上并非地球的天堂。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同美国不相上下，吸毒、自杀和犯罪的比例和美国相当。达尼丁团队承诺严格保密，因此研究对象极为坦诚地把个人经历告知他们，包括自己的欺凌和犯罪行为。这些经历很让人震惊。例如，女性承认会肢体虐待自己的配偶，频繁程度几乎等同于男性，不过女性通常造成较少的身体伤害。莫菲特说，“我们遵守一项原则，永不干涉研究对象，永不对他人透露他们的事。而新西兰警方理解我们研究的意义，因此从未向我们询问过研究对象的事。”
这种长期的密切追踪让莫菲特留意到这1000多个孩子中有一小部分人总是麻烦不断。青少年晚期和25岁前后的数年间，这些人的犯罪率达到高峰，并且犯罪的大多是男性。莫菲特发现，到15岁时，所有男性研究对象中，大约三分之一参与过某种程度的犯罪，有一小部分人犯罪的频率更高。在分析儿童早期的数据时，她发现这些少年惯犯自3岁起就开始惹麻烦，在进入少年期之前就开始拥有逮捕记录。
多年来，莫菲特在一系列论文中指出，在神经心理学测试(如语言技能和语言记忆)中表现不佳的男孩很容易冲动，而且长大后很可能会吸毒。2002年，莫菲特公开一项发现，在26岁时，这类人的犯罪率最高，到了30岁至39岁之间，这一模式仍在持续。简言之，许多男孩仅在青春期出现过犯罪行为，而大约5%的男孩一生持续犯罪。这一研究成果对于社会工作和立法具有重大意义，莫菲特因此赢得了2007年的斯德哥尔摩犯罪学奖。
2000年，席尔瓦退休后，里奇·波尔顿(Richie Poulton)成为达尼丁研究的项目主管，他原本是达尼丁市奥塔哥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莫菲特则继续担任副主管。每隔几年莫菲特和卡斯皮就会造访达尼丁并居住数月，和波尔顿一起收集信息，再回到美国分析数据。几年前，他们又发起了一项覆盖1100个英国双胞胎家庭的研究。这项新研究为达尼丁新添了大量数据。
起初，他们的测试方案较为单一，后来随着新技术的引进，方案内容日趋丰富。这些新技术包括DNA分析、视网膜成像(有助于测定脑血管健康状况)以及大脑扫描技术。研究负责人培训研究员对研究对象、他们的家人、同事展开采访，并聘请数据经理处理海量的数据。这么低的流失率是如何实现的？坚持不懈的追踪。研究对象中有四分之一自新西兰移居国外，研究团队会负担这些移居者回国参加测试的旅费。若研究对象在狱中或重病，研究者会前往监狱或登门拜访。
盐湖城犹他大学的哲学家詹姆士·泰伯利(James Tabery)曾撰文评价过这项研究，“达尼丁团队对这些人的了解十分深入。他们长大、结婚、生子、遇到中年的必经之事，研究团队都在默默地观察。但也会有令人痛心的时候。如果他们中某一人即将无家可归，你会怎么做？如果某个人要租房，但缺了1000美元，你会怎么做？这就像大卫·艾登堡(BBC自然纪录片主持人)眼睁睁地看着一只长劲鹿被猎食的感觉。BBC制作团队跟踪拍摄这只长劲鹿长达40年。”研究员只能把这些令人难过的情况放在心里，他们如果违背了保密原则就会被开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莫菲特和卡斯皮加入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个团队，致力于探索行为的基因根源。这或许是他们的所有发现中最引人注目、最受争议的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孩童时经常被虐待的人往往成年后会变得暴力。例如，达尼丁团队的研究对象中，有过童年受虐经历的男孩大约有一半在成年后极易罪犯。莫菲特和卡斯皮认为，研究这些人有助于阐释经典的“养育和天性”问题：单凭经历就能令一个人一生屡屡犯罪？还是某些人天生就极易犯罪？他们在纳米比亚游猎期间发现，在蚊子肆虐的地区，许多人却不易得疟疾，无疑，这是遗传抗性在起作用。那么，遗传是否也会影响人的行为，让某些孩子对虐待具有更强的心理抵御能力。
早前的研究已经找到攻击性行为和低水平单胺氧化酶a之间的关联。这种酶会分解大脑中的某些神经传递素。实验鼠的食物中如果缺乏这种酶，就会表现出攻击性行为。举个著名的人类案例，由于缺乏产生这种酶的基因，荷兰一家的数名男性成员常表现出病理上的暴力倾力。
莫菲特和卡斯皮分析了达尼丁受试群体的DNA。他们发现，在被虐待的孩子中，一些孩子的先天基因让他们更倾向于产生低水平的单胺氧化酶a，他们成年后脾气暴躁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他孩子。这提供了首个证据，证明某个特定的基因会改变犯罪行为的已知成因。
2002年，这一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发现引发了媒体轰动。但是一些研究者对这类研究的实用性表示质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荣誉退休的科学家迪恩·哈默尔(Dean Hamer)表示，“确实存在基因影响，”但同童年受虐经历的危害相比，“这些影响变得无足轻重，而且还存在可变因素。”哈默尔曾写过许多有关基因和行为的文章。
此后，遗传学者的调查不再止步于个体基因，而是群体基因。研究者通过调查数千名哮喘患者的基因发现可能引发哮喘的基因有数千种，而不是只有一种。莫菲特和卡斯皮在寻找吸毒、肥胖等问题的遗传因素时也采用了研究群体基因的方法。
或许由于自己和莫菲特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卡斯皮把纵向研究比喻成耕种，“播种、施肥、等待和收成。”年复一年，他们收集着数据，不断发表有关人类发展的新发现。
1987年，席尔瓦是首次发现孩子出现幻觉的数位研究者之一。他在采访一些11岁孩子时，发现了这一现象。随着这些研究样本长大，研究数据增多，研究者发现了一种不详的关联。他们在这些样本26岁时展开了跟进调查，发现出现幻觉的孩子发展成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的25倍多。
这一发现发表于2013年，这为精神病学的提前干预疗法提供了佐证。这种治疗理念是，在最初阶段就对数年后可能发展为精神疾病的患者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莫菲特描述了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愉快的经历，“一些母亲一直写信给我，‘我的孩子总有些疯狂的想法，我该怎么办？’”现在她会告诉她们，带孩子去医院接受治疗。
卡斯皮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发现才被世人所知。我们只能保持耐心。纵向研究带来的是延迟的喜悦。”
2007年，莫菲特和卡斯皮返回美国，在杜克大学担任教授。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中部购置了一处陈旧的房产。他们移除了数吨旧轮胎和杂物，重新装修，清理树木，让房子焕然一新。这让莫菲特仿佛回到了童年。
达尼丁团队的1000多名研究对象目前均已45年，在这一生命阶段，有些人会倍感辛酸，因为步入中年的他们意识到许多年轻时的梦想再也不会实现了。最近，莫菲特和卡斯皮再次对他们的近况展开了访谈，并发现，样本中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占用了大部分社会成本，犯罪、福利救济、住院保险、吸烟、单亲母亲抚养孩子等问题是这些社会成本的来源。
这些人究竟怎么了？莫菲特和卡斯皮重新翻阅了他们3岁时的记录数据，发现从幼年起他们的人生际遇就极为不顺。在早期语言技能、精细运动和大运动能力、神经系统的健康状况以及自控能力等方面，他们的得分都较低。长大后往往也处境潦倒、遭受虐待。他们的一生一直处于劣势。莫菲特说，“在起跑线上他们就没有被公平对待。遗憾的是，对在这样的童年中长大的人，我们无法抱有过高的期许。”
比起童年更幸福的同龄人，他们似乎衰老得更快。莫菲特和卡斯皮发现，他们在30岁至40岁期间就开始出现衰老的迹象。小时候承受的压力让他们备受打击。童年受虐的经历似乎使与细胞保护有关的染色体端粒逐渐缩短，从而加速衰老。
莫菲特和卡斯皮的研究成果并不是能够涵盖人类发展所有问题的大统一理论：人类太复杂、太不可理喻，无法一概而论。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其称之为结论，不如称之为独特的观点。
莫菲特说，“人并非生而平等。一些人确实天赋秉异，一些人在人生之初就遭遇麻烦。一旦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逃避社会问题所带来的责任。纵观这些人几十年的生活，总让人心生怜悯。”
下面是达尼丁研究团队数十年来的12项主要发现：
1.儿童期出现行为问题的女性在青春期早期会遭遇更多适应困难。
2.性情的延续：三岁时家庭管束较多的孩子长大后更易冲动和具有反社会品质。三岁时性格拘谨的孩子长大后往往会性情消沉、较不自信。
3.暴力与性别：女性对配偶施加暴力的可能性等同于男性。
4.童年时期患幻觉症的人成年后患精神分裂症的几率更高。
5.相较仅在青春期出现反社会行为的人，儿童时期就出现暴力和反社会行为的人成年后性格依旧暴躁的几率更大。
6.基因与环境：在受虐儿童中，若某些人体内产生单胺氧化酶a的水平低，他们在成年时更有可能具有暴力倾向。
7. 压力和疾病：有过童年被虐经历的人，体内体现炎症程度的标记物水平更高，这说明他们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提升了。
8.自控：童年的自控能力预示着成年后身体健康、事业成功的几率更高，并且不太可能犯罪。
9. 青春期开始就长期大量吸毒，可能引发成年后认知能力衰退。
10. 早衰：研究团队总结了在30岁至40岁之间成年人身体和认知能力快速衰老的某些迹象和特征。
11.社会负担： 22%的研究对象领用了绝大部分的社会救济、医疗和保险补偿，这一群体中很多女性是单亲妈妈，犯罪率也较高。他们中有许多人在3岁时脑部健康状况不佳。
12.心理健康：达尼丁等研究表明，大多数人一辈子至少有一段时期患过精神疾病。
本文来源：网易科学人
责任编辑：
杨舟_NBJS5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