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网易科学人栏目组 翟中超
技术越来越先进，而我们对于隐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这好像是一对矛盾。现实世界中的我们还存在隐私吗？或许隐私正在变成人类的回忆！
图注：英格兰东南部大伦敦地区某处高分辨率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白色上衣男子的体态相貌和周边环境的细节。
伦敦北部伊斯灵顿区某个周六的上午10点半左右，两个骑着轻型摩托车的男子来到上街（Upper Street）的购物区。他们戴着头盔、手套，身穿夹克，他们的行踪看起来不像是人类，反而像是电子游戏里的狂躁角色。他们在繁忙的道路上高速穿梭，即便身旁有着双层巴士也肆无忌惮。巴士司机都被这他们的行为吓到了。这还没完，这俩骑摩托的人还把前轮抬起来骑！
大概过了三、四分钟，骑摩托车的俩人突然在上街拐了个弯然后驶入一处安静住宅大街，街道两旁树木枝叶茂盛。他们停下来熄了火，然后开始说话，当然说什么只有他俩知道。但这俩人可能不知道，就在1.6千米外的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内，另外两个人正在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又开始动了，”萨尔向埃里克说道。
萨尔和埃里克坐在伊斯灵顿闭路监控控制室的控制台前。控制室墙体和地面都是灰色的，没有做任何装饰。当摩托车手又开始骑行时，萨尔在键盘上敲了几下，随后10号摄像头捕捉的画面就呈现到了电脑显示器上。屏幕显示这俩骑手又在上街飞驶。当这俩骑手在萨尔面前的屏幕中消失后，埃里克很快在163号摄像头监控中发现了这俩人的行踪，然后他使用操纵杆捕捉到摩托车牌照并放大查看。
萨尔联系到了警察局：“我们发现有俩摩托车骑手在上街区域玩特技，这很危险。”
图注：两名闭路监控系统工作者正在伊斯灵顿控制室内观察着街道上的状况。伦敦的视频监控帮助警方破解了2005年的一场恐怖袭击，在这次袭击中有52人不幸罹难。（图/ 托比·史密斯）
工作人员面前是一大片显示器，这里有16个显示屏。这些显示屏与180个闭路监控摄像头相连，实时传输着伊斯灵顿地区的情况。通过视频监控来看，这周六的早上没什么事。而在本周早些时候，一个年轻人在一所公寓内被刺伤身亡，而另一个男人从拱道（Archway Road）的立交桥（此桥被当地人称为“自杀桥”）上跳下后坠亡。今天晚些时候，芬斯伯里公园（Finsbury Park，位于伦敦哈林盖伦敦自治市的一座公园），监控摄像头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在参加节日活动的35000人中寻找扒手、醉酒闹事者以及各种搞事情的闲散人员。
然而就目前而言，伊斯灵顿地区的监控主要作用就是搜寻飞车族。萨尔在这行干了15年，埃里克做这份工作也有4年时间，可以说他们都算是老手，他们一会儿盯着这块屏幕，一会又转向另一块屏幕，他们经验丰富，但遇到突发情况时他们也会紧张的心跳变快。他们认为这片区域某个帮派的两个成员一年多来一直扰乱着该区的秩序。他们抢夺行人的智能手机然后卖到黑市。在这座有着近23.3万名居民的市区，这类事件每周大约有50起。
然而对于那些尚不知情的人来说，他们不会把观察的重点放在危害公共安全的飞车族这一事情的本身上。就拿我来说，我一想象到街区上的两个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人的观察之下就会感觉有些迷惑，监控下的某些行人究竟是罪犯、反社会分子还是普通民众的确不好确定。但唯一确定的是，我们在观察着这些行人的一举一动，而他们却看不到我们在干什么。这就好比一只可怜的鹿跑进了瞄准器内，同理，监控下的民众可能人畜无害，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隐私显然暴露无遗。
当晚在监控室几千米外，我坐在伦敦西南方的一辆拖车内，就在沃克斯豪尔地铁站（Vauxhall Underground Station）的街边。我身旁是一名和蔼可亲的年轻人，他被人称为Haz。我们面前排列着数个闭路监控屏幕，屏幕显示着10部监控摄像头捕捉的画面，目标是附近的两个夜总会。
城市监控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遭受了恐怖分子卡车炸弹袭击后，伦敦当局就开始普及闭路电视监控。从2012到2015年，伦敦的监控摄像头增加了72%，占全英国监控总数的三分之一！今天的伦敦人是世界上“最受关注”的群体。举个例子，伦敦中心以北的伊斯灵顿区就有180个监控摄像头。
图注：伦敦市和伊斯灵顿区闭路监控摄像头分布情况。（图/英国民间维权机构Big Brother Watch；伊斯灵顿市区政府；英国陆地测量部）
Haz在这儿待了一个多月了。夜总会里灯光闪烁，老板希望借此来保证毒品交易的老顾客不用惹上法律麻烦，所以警方委任了一个移动闭路电视运营商和一名前警员戈登·泰尔曼，希望让他们的伙伴Haz留意来往的人群。如果夜总会有人偶尔发现了监控，他们就会朝着摄像头竖中指或者坦胸露乳，因此，Haz就从屏幕上看到了这些不雅动作。如果来往于夜总会的男男女女太多的话，Haz就很难进行观测了。
“这是迄今为止我体验到的最棒的工作，这份工作非常激动人心，”Haz说道。“一切都是那么安静，但突发事件会在不经意间爆发。”
Haz在拖车里一坐就是10个小时，他的双眼盯着夜总会的顾客。如果他看到毒品交易或者暴力冲突，他就会用对讲机通知夜总会内的安保部。Haz对毒贩的轻率举动感到吃惊，因为毒贩就把毒品放在袜子里，这在专业侦查人员看来太过显眼，而且他们的交易过程也很肆无忌惮，他们似乎毫不在意警卫的存在。“我们问他们，‘你们怎么这么蠢？’，而他们仍然没当回事儿。”
今晚这片区域没有毒品交易、没有斗殴事件，偶尔会有些年轻人或酒徒做些蠢事。他们挽着胳膊踉踉跄跄地走在大街中间。他们互相攻击。他们就躺在人行道上。如果是独自一人，孤独感突然袭来，那么就会有人放声大哭。Haz声称自己已经从这项工作中获取了宝贵的技能，这些技能主要是他在沃克斯豪尔看到的街区万象和人生百态。
Haz惊叹道：“我在监控屏幕上看到过许多人，我认为这些人的举动不像是成年人，他们好像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了。”
但他们真的搞不清自己是谁吗？或者说，他们真的不知道有些人在暗中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吗？
图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射击探测系统中的一种壁挂式装置（图片左上角），这种装置可以发现建筑物内的枪手。这个系统利用声学软件来辨别枪声，还能用红外线探测装置核实射击然后自动向安全员提供火力点的精确位置。（图/罗伯特·克拉克）
1949年，在欧洲威权主义（指政府要求人民绝对服从其权威的原则）幽灵的背景下，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发表了他的反乌托邦杰作《1984》，在这部作品中有着可怕的警告：“政府正在监视着你。”这一说法令人颇为不安，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监视”的范围和影响力并不大。同年，一家美国公司发布了第一个商用闭路电视系统。两年后的1951年，柯达公司推出了布朗尼便携式摄像机，公众对此颇受震撼。
如今互联网上每年分享和储存的图片就多达2.5万亿张以上，而互联网之外人们自己存储的照片和视频更是数不胜数。一家电信公司估计，到2020年全球将有61亿人拥有具有拍照功能的手机。与此同时，在一年的时间里，估计会售出1.06亿新的监控摄像头。全球有超过300万台ATM机盯着它们的顾客。数以万计被称为车牌自动识别装置的摄像头会抓拍超速驾驶或违章停车，同时还可以追踪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以前是只有警察可以携带执法记录仪，而现在医院工作人员和其他一些非执法人员反而也可以携带，而且这些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个人监控设备的使用量也在激增，比如行车记录仪、自行车手头盔上的摄像头。还比如，门铃上监控摄像头会记录下小偷的体貌，这些工具很快成为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难以量化但更令人烦恼的是，数以十亿计的不知情公民的照片被面部识别技术捕捉并储存在执法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数据库中，而我们却对此无能为力，这些数据根本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上述种种的监控设备还不算什么，因为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监控摄像头。现如今天空中到处是无人机，美国的业余爱好者和企业部门在2016年就购买了总计250万架无人机！这一数字还不包括美国政府使用的无人机。美国政府的无人机不仅可以轰炸也门的恐怖分子，还可以阻止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不仅可以监视德州的飓风洪水，还能在北达科他州协助警方抓捕偷牛贼。这只是美国，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如俄罗斯等国家也存在着机载监视设备。
头顶上有监控，天外也有监控。1700多颗卫星正在注视着我们的星球。即便身处500千米以外，有些卫星也能辨别一群水牛或者判断森林火情的大小。而外太空的相机拍摄到的我们工作街区的情况也能被某个完全陌生的人获取到。
图注：2015年，彼得·戈尔德在试图营救一名遭持枪绑架的妇女时遭到枪击。这一事件被当时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来，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射中了戈尔德的腹部，当戈尔德受伤躺在人行道上时，歹徒又试着朝他的头部开了两枪，万幸的是这两枪都卡住了。据悉，捕捉这个画面的监控是一位企业主自己安装的。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和私人个体都安装了街头监控来打击犯罪。（图/新奥尔良警察局）
图注：戈尔德回到了2015年他遭受枪击的新奥尔良街道。当时戈尔德是一名25岁的医学生，当他看到一个男人试图将一名女性拖上一辆汽车时他出手相助。后来经警方确认，这么持枪歹徒名叫尤里克·凯恩。（图/马克斯·阿奎莱拉-黑尔韦格）
或许在同一个街区，在我们还未察觉时，我们的个人图像已经被存储到数据库中了。我们的智能手机、网络搜索以及社交媒体账户都在泄露我们的秘密。维权组织隐私国际(Privacy International)的执行董事格斯·侯赛因指出，“如果在19世纪，一个警察想搞清楚你脑子在想什么，那么他会严刑拷打。而现在，他们只需找到你的电子设备即可。”
英国未来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书名看上去挺美，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反讽。正如卡耐基梅隆大学信息技术教授阿里桑德罗·阿奎斯蒂所说，“在猫捉老鼠的隐私保护游戏中，数据的主体方总是较弱的一方。”简单地服从“游戏规则”是个令人沮丧的命题，但积极地寻求保护个人隐私可能会更加令人沮丧。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研究教授伦道夫·路易斯在他的新书中写道，“有些人对监视很敏感，监视对这些人来说简直是种折磨：摄像头无处不在，秘密已经算不上是秘密，你的行踪暴露无遗，就连你在超市买了什么都有人知道。”
阿奎斯蒂说道：“对隐私的渴望是人类的普遍特征，这一点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条件下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找到注重隐私的踪迹，你在《圣经》和《古兰经》里也可以发现类似的东西。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在个人层面丧失了隐私，那么只有在我们都失去隐私之后我们的整个社会才能意识到隐私的价值与意义。”
“奥威尔式的世界”已经成为事实了吗？或者是否有更乐观的前景？在很多方面都受到监视的世界会不会变的更好？考虑到以下情况我们会感到乐观些，比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在中国使用的463个红外摄像机能够监视濒危的大熊猫、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的巡逻员借助热成像装置可以发现偷猎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自行研制的声控水下摄像系统在科特斯海（Sea of Cortez）能追踪濒临灭绝的小头鼠海豚（也称加湾鼠海豚，是鲸豚类中体型最小者，眼睛四周有深色眼圈），还有安装上“森林看守人”摄像头可以帮助斯里兰卡保护日益萎缩的林地。
面部识别
面部识别技术发展地很快，越来越多对高安全性要求颇高的场所都采用了这些技术，如机场和政府办公室。现在，一些商店甚至用它来识别回头客或店内扒手。
图注：人脸识别三步骤。个人设备和闭路电视监控根据捕捉到的人脸画面分析其特点，然后创建个体脸部模型。算法会根据热成像、几何特点和其他数据形成一个精确的结果。随着数据库中个体数据的越来越多，剩下的就是对号入座了。（图/美国政府问责局；密歇根州立大学）
“如果你想知道未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那你就想象一下每个人都一直戴着面罩的场景。”奥威尔在他的经典著作中这样写道。这种消极愿景低估了一项可能，即政府可能会使用这些工具使得街道更加安全。比如说，监控摄像机的镜头记录的画面帮助警方破获了2005年伦敦地铁案和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有了监控，很多躲在隐蔽角落的罪犯也被抓获，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射伤杜兰大学医学生戈尔德的歹徒尤里克·凯恩。（戈尔德幸存下来，尤里克·凯恩因为强奸、持枪抢劫和蓄意谋杀的罪行而被判入狱54年。）
在波士顿港，国土安全部测试了一种监视船上货物的新技术，这种技术是由麻省理工大学的两位物理学家罗伯特·勒杜和威廉·贝尔托西发明的。这种名为核共振荧光的技术手段，在不打开集装箱的情况下其检测仪就可以识别箱内的基本物品。这种技术和典型的X线扫描还不一样。X线只能显示容器内物品的形状和密度，而共振荧光可以辨别出汽水和无糖汽水、自然钻石和人造钻石、塑料和高能炸药以及非核材料与核材料！
过去的150年以来，世界上的监控越来越严格，我们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安全吗？我们可能知道开膛手杰克（英国伦敦系列凶杀案凶手的绰号）的身份，我们也可能搞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美籍古巴人，被认为是肯尼迪遇刺案的主凶。案发两日后，奥斯瓦尔德在警察的严密戒备中当众被杰克·鲁比开枪击毙。而鲁比最后也因癌症死于狱中，临死前称被人下毒才得癌症，这一系列事件使肯尼迪遇刺案变得更曲折离奇）是否是单独行动，我们还有可能弄清O·J·辛普森是不是在自导自演。当然，在奥威尔时代之前，公共安全一直是监视的借口。但今天人们认为这种技术能以更广泛的方式来拯救生命。多亏了卫星摄像机提供的图像，救济组织方能在摩苏尔附近安置难民、方能在伊拉克北部的沙漠中扎营。多亏的大量的太空探测器，科学家方能证明世界气候正在发生着巨变。
伟大的奥威尔的设想会失败吗？独裁政府是在拯救人类还是在奴役人类？或者是这两种情况可能在同时发生着？
图注：行星实验室公司(Planet Labs)的飞船高级技术员迪诺·波托利诺拿着一个装有摄像头的人造卫星，这家旧金山公司称这种卫星为鸽子(Dove)卫星。这种卫星大小如同鞋盒，该公司有150多颗鸽子卫星在轨道上飞行，它们每秒能够拍摄两张照片。有了这个卫星群，当条件最优时，该公司可以在一天内拍摄地球上的整个大陆。（图/克雷格·卡特勒）
“英国对监控很感兴趣，我在世界其他地方尚未发现这一点，”世界知名监控摄像专员托尼·波特说道。当我们坐在伦敦政府办公室的自助餐厅时，角落里的闭路电视摄像头就在窥视着我们。作为一名前警员及反恐专家，波特于4年前被招募到女王陛下的内政部，它主要负责国家安全领域工作，对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监视状态进行监督。在每年预算只有32万美元的情况下，波特和三个员工在工作日期间一直在敦促那些使用监控摄像头的政府及商业用户要遵守相关准则和指导方针。波特的办公室会向议会提供那些不遵守准则的用户名单，但波特他们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利。
尽管如此，波特评价英国是世界上对监控技术接受度最高的国家，这一点得到了广泛认同。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伦敦就构想过监控摄像头网络的问题，随后爱尔兰共和军就在伦敦市金融区制造了两起爆炸案。然后监控技术的传播可以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正如苏格兰斯特林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监控专家威廉·韦伯斯特回忆的那样，“当时关于公共安全的言论是，‘如果你没干什么坏事，那么你没必要对监控感到担忧害怕。’事后看来，这种表述的方式你可以追溯到纳粹德国。但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说着说着，人们一开始对于闭路电视监控的担忧也就消失了。”
伦敦城最初的安全体系架构被称为“铜墙铁壁”（ring of steel），后来车牌识别技术的出现增强了主干道的监控覆盖。现在全国各地遍布着有9000台这样的摄像头，这些摄像头每天拍摄并存储3千万至4千万张照片，这个数字不单是超速车辆或涉嫌违法车辆的数目，而是所有单行车辆牌照的照片数。正如苏格兰前警察、反恐协调员艾伦·伯内特所指出的那样，“如今你想经过苏格兰而不被自动车牌识别摄像头拍到话，那简直太难了。”
“我相当确定现在英国的人均闭路监控的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要多，”英国前副首相尼克·克莱格告诉我说当他坐在伦敦办公室时，街对面的一家摄像机就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这件事就是这么发生了，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公共辩论或政治辩论。我认为事情这么顺利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法西斯主义和非民主政权的历史，如果换做其他国家，那么这种行为会受到深刻的怀疑。我们这儿对此感觉良好。而且我们可以从历史角度看这件事，在负面影响发生之前的确不便进行苛责。”
图注：2017年4月23日，中国首艘航空母舰在大连港建成下水。上面的三张图片就是由行星实验室公司鸽子卫星拍摄的。照片显示航空母舰23号停在泊位中，26号驶入水中，27号又停驻在泊位旁。行星实验室公司可以逐日拍摄类似的照片，其拍摄范围可以覆盖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图/行星公司）
人们更注重安全，这可以算是英国监控如此发达的一种合理解释。英国是一个被间谍所拯救的国家：伦敦西北60多千米处的布莱切利公园内有着纪念二战中传奇破译员的博物馆，如今这里游客颇多。伦敦电影博物馆一直展览着电影形象詹姆斯·邦德，而邦德就是英国作家及前海军情报官员伊恩·弗莱明笔下的人物。但是战后的世界也不太平，英国是第一批面对恐怖袭击的国家之一。当谈到保护人民安全的时候，相比其他自由社会，英国政府的作为更令人欣赏。甚至在美国国际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泄密事件曝光后，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还在一直收集本国公民的大量数据，这一披露也引发了美国两党对改革的呼吁，国会在2016年年底通过《调查权利法案》，这一行为在本质上承认并维护了国家监控权，而这一行为没有引起广泛的民众抗议。
正如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英国某情报机构，斯诺登曾爆料该机构收集了大量数据）前任主管大卫·阿曼德告诉我的一样，“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政府是高效良性的。政府运行着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公共教育和社会安全。感谢上帝，我们还没经历过穿着棕色皮风衣的男性在凌晨4点敲门的经历。所以当谈论政府监控时，我们观点较为乐观。”
就拿美国来说，美国国民对政府权力的使用更加谨慎，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国民就完全不会受到监视的影响。美国大部分警察局都在使用或考虑使用执法记录仪。而至少到目前为止，公民自由团体是非常支持警察佩戴视频记录仪的，因为这可以防止执法部门滥用自身权力。美国许多城市都使用自动车牌识别摄像头来作为交通和停车执法工具。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纽约市就加强了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建设，如今仅曼哈顿一地区就有大约2万部官方监控摄像头。同时，芝加哥在其3.2万部闭路监控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以帮助警方抑制市内谋杀案的频繁发生。
美国的有些城市不仅没有恐怖主义袭击历史，而且暴力犯罪率也相对较低，但他们也接受了监视技术。我发现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已经悄悄扩展到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中心。2005年时，休斯顿没有一部这样的监控摄像头。但随后公共安全和国土安全市长办公室主管丹尼斯开始参观其他城市。“根本上来说，我在伦敦的所见所闻使得我对这项技术产生了兴趣，”丹尼斯回忆道。今天，感谢联邦政府的拨款，休斯顿已经有了900部闭路监控摄像头，随后将再安装400部。和伦敦一样，官方不会每分钟都监视着每个屏幕，正因如此，丹尼斯表示，“这本质上不是监视，因为我们不能一直盯着所有的屏幕，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不要对监控抱有太大的期望。”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休斯顿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才会很快就扩展到市区以外的地方。你要知道，民众对德州政府的信任度相对较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监控还能发展的如此之快也是一件挺有趣的事。
图注：上世纪60年代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建造了270多个18米宽的混凝土十字架。这些知名的模型帮助校正了世界上第一颗军用侦查卫星。两位艺术家拍摄了地上的十字架，然后追踪了空中卫星的轨迹，并在天空中画出了其轨迹才创造出上面的图片。（图/朱莉和戴蒙·萨奥尔）
同样，英国国民对监控的默许也颇为引人注目。闭路电视系统和自动车牌识别摄像头与城市内其他基础设施混搭在一起。在伦敦的三个星期里，我漫步在奥威尔和赫胥黎曾经居住过的安静的社区里。奥威尔家在伊斯灵顿卡农贝利广场（Canonbury Square），该区域现在处于几个闭路监控和自动车牌识别摄像头的监视之下，而且从这里到市区监控控制室只需步行大约4分钟。而几千米外赫胥黎的旧居也在监控室的监视之下。
在南约克郡城外，我参观了巴恩斯利医院，这里的一些安保人员配备了随身监控摄像机，这样一来那些不守规矩的病人和游客多少会受到些震慑。在我停留期间，也有报道称教师也测试使用过类似的摄像机。据估计，有15万名英国警察已经配备了这样的设备，考虑到这一点，再把设备配给教师和护士也许并不困难。那么接下来又要给谁配备呢？乘务员？邮政人员？心理学家？还是人力资源主管？
“一些地方政府正试图强制出租车司机使用监控系统，”监控摄像头专员波特向我说道。“考虑到这一点，再考虑到医院和学校也会使用监控设备，那么我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想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监控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侵害并帮助案件调查，但所有人都愿意接受合法监视吗？’”
图注：现在天空中运行着1700多颗人造卫星，其中有些卫星和我们相距160多万千米。这些卫星主要起到地球观测、通信、导航、技术开发和空间科学研究等作用。在卫星数量上，美国以814颗卫星处于全球第一，中国以205颗位居第二，俄罗斯以140名列第三，其中行星实验室公司运行的卫星就占202颗。图中的实心小点表示商业卫星，空心小环表示政府或军用卫星。（图/科学家关怀联盟；行星实验室公司）
在后来的几天中，我在伦敦街道上漫步时一直思考着上面最后一个问题。当我来到泰晤士河上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桥，我发现自己周身环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举起手中的手机想以伦敦为背景来自拍。我因为进入到别人的镜头中而道歉，但回头一想，明明是这些手机摄像头拍到了我。我的一举一动都被这种方式随意就下来了吗？考虑到每个人都在“监视”着其他人，那么政府看没看监控真的有什么区别吗？
一名前教师克洛伊·孔比写；额她的第一本书，书名叫做《Generation Z: Their Voices, Their Lives》（Generation Z，中文译为“Z一代”，指1995年后出生的新新人类），这本书是她和英国青少年进行了数百小时访谈后写出的。这些被采访的年轻一代在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场景中对被拍摄或被摄像都表现出一种明显漠不关心的态度。“你可以通过手机观看某人一生的纪录片，”孔比对我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没有秘密的世界里。隐私只会成为一种商品，只有那些有钱人才会购买，到那时，隐私反而成了一个人真正具有财富和权力的标志之一。对其他人来说，整个世界都将是一个舞台，所有人都在有意识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孔比提出的未来派设想，即每个人在一周24小时内同时兼具偷窥狂和自我表现者的角色，我认为这一观点和《1984》、《美丽新世界》有些许相似之处。堪萨斯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斯特普尔斯在2000年提出了“永久可见性状态”（state of permanent visibility）的观点，我们已经到了这种状态的端点了吗？我们的这种状态除了自己的默许外就没有受到政府力量的影响吗？我们看到的图片和视频中充满了可爱的婴儿、小猫和大象，但是除此之外还有ISIS斩首、名人艳照、两面派的政客以及枪杀手无寸铁平民的警察。与此同时，我们也被机场显示屏和智能广告牌上的内容所吸引，而这些内容正是根据我们的外表而量身定做的广告，并且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形象是被谁拍摄的。
这一切结合起来是否能造就一个更加开明的社会？我请教了神经系统科学家和著名的社会媒体批评家苏珊·格林菲尔德的想法，格林菲尔德恰好也是英国议会的一名成员。格林菲尔德的评价和孔比的有相似之处。“隐私的概念就是保留自己的秘密，”她说道。“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而现在好像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应该事事连接、我们应该展示自己。但是当一切都以文字或视觉方式暴露无遗的时候，那世界会怎样？打个比方，你在谷歌图片上是找不到‘荣誉’这个词，那么你该如何解释‘荣誉’这一概念？我的意思是，很多东西都是抽象的，而正是这些抽象的东西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与文明，在如今“暴露型”社会的环境下，如果我们只关注表层的东西，那么也就意味着隐私的消失。隐私的破坏最终会导致生命间细微差别的消失！”
图注：位于西班牙的三座观测火卫二的望远镜。这三座望远镜的主要任务是观测可能会损坏到人造卫星的近距离小行星和人造空间碎片。航天工程师诺莉娅·桑切斯·奥尔蒂斯和该天文台负责人、天文天文学家杰米正在监测仪器的情况。（图/卢卡·洛卡特里）
就像我和托尼·波特在内政部办公室交谈的那样，我在重复自己几个月前曾向他表达过的东西：现在看来，人们对政府的担忧不是显得有些太过悲观吗？
波特最近参观了阿联酋，这个压制异议的贵族联合会对监视技术很感兴趣。这让波特感到有些担忧。“国家的监控是有侵犯性的，他们势力强大，能超出普通民众的想象力。这种监控和民众个体的自拍是完全不同的。”他说道。
他继续说道，“当我们转向集成监控（顾名思意，即多子系统集中统一管理，将相互之间的数据进行合理联动，利用数据分析、挖据技术，最终实现多子系统协同管理、总平台统一调度的功能。举个通俗的例子，你在某搜索引擎搜索了某一商品，然后某购物网站竟然给你推送该商品，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集成监控）时才是真正的威胁。大型零售商花费数百万英镑来研究集成监控的所有可能的要素。我是个中年胖子；我走进一家超市，然后超市内的商品宣传音响就开始广播羊角面包。”如果情况变得更不可思议，他们会从我Facebook个人资料中把目标对准我女儿并看到她在哪里购物。谁来监管呢？谁来保护民众的隐私呢？或者说这事根本就不用监管吗？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吗？
图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为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工作人员配备的热成像摄像机。有了这种装备，巡逻队在晚上也可以保护野生动物。（图/皮特·穆勒）
图注：在白天，巡逻队拯救了一头与象群走散了的小公象，走散的小象很容易受到食肉动物的攻击。最后，这头小象被空运到保护区。（图/皮特·穆勒）
图注：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的管理员利用一架热成像摄像机很快抓住了偷猎分子。（图/世界自然基金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监视技术似乎每分钟都在进步，但对于一些公民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就像是一辆失控的高速列车。正如剑桥大学安全工程教授罗斯·安德森警告的那样，“我们需要超前思维来思考20年后会是怎样。20年后可能是增强现实的时代，一部Oculus Rift 2.0每英寸至少有8000像素，也就是说，你坐在大教室的最后排也能看清老师手机上的内容。同时，大教室里的100部闭路电视监控能够看清你在手机上输入的密码！”
赫胥黎曾在作品中对2540年的伦敦进行过设想，他认为彼时伦敦市将达到高度工业化，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想象到高度监控下我们的秘密已算不上秘密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该如何是好？一方面，很难想象普通民众能够阻止监控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伦敦律师大卫·安德森作为政府反恐立法的独立审查员工作了6年时间，“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得接受这一现实，但民众的态度也有区别，你可以接纳科技的变革力量并要求政府做好保障措施；如果你坚信这项技术太过可怕那你只好装作不见，因为你很难改变这一趋势。我是第一种，我选择接纳，这并不是说我就认为所有政府都是可信的，而是因为我相信在民主政府环境下我们有能力使得这项技术利大于弊。”
另一方面，允许监控技术进入一个基本不受监管的市场似乎有些轻率。哥伦比亚大学骑士第一修正案研究所（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的创始主任贾米勒·加法尔表示，“我的确认为现在生活中监控与记录越来越多，而且我还认为我们只是开始纠结这一现象的影响，所以在我们采用新技术之前，或者在我们允许新的监视形式在社会中确立之前，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些监视技术会产生何种长远影响。”
这种判断是如何得来的呢？现在有一项突破性技术彻底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而我们在尚未思考清楚影响的情况下仍然大力发展这种技术着实令人烦恼。事实上，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已经出现了。我们在文中一直谈论的监控技术现如今可以每天都监测地球上的整片大陆。这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公司就是行星实验室公司，这家公司是由三位理想主义者、前美国宇航局科学家威尔·马歇尔、罗比·辛德勒和克里斯创立的。
行星实验室公司总部就在旧金山市场街区一个不显眼的仓库里。但公司内部的场景可以说是硅谷的翻版：200多名身着休闲装的工程师（大多数是年轻人）弯腰敲击着键盘，工作空间是开放式的，还有一些以公司内名人和世界知名人物命名的会议室，如伽利略、甘地、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格尔。我来到一家会议室，俯瞰着高级的员工餐厅，午餐过后供应的是纳帕区葡萄酒和加利福尼亚当地酿造的啤酒。
货物监测技术
按货物体积计算的话，海港货物量大概占到全球贸易的80%，此外海港在边界安全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波士顿港的一个试点项目中，科学家和工程师设计了一种先进的扫描仪，这种仪器可以识别货品的分子组成，这种快速区分技术比以往的任何技术都更加强大。举个例子，该技术可以识别出箱内是盐还是可卡因。
图注：这一新型货物检测系统将传统的高分辨率成像和新的高能反向散射成像技术相结合，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即可探测出威胁性物质。（图/詹森·特里特；赖安·威廉姆斯）
马歇尔和辛德勒加入了我的调查。马歇尔是个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的瘦长英国人；宽肩膀的辛德勒是个性格随和的加州人。他俩都39岁了，前天晚上他俩在庆祝行星实验室公司全职工作五周年纪念日上喝高了，现在看起来刚恢复过来。在美航局工作室他俩就对太空拍摄极感兴趣，尤其是从太空拍摄地球，他们认为这项爱好更多的是出于人文主义考虑而非科学本身。
他们将普通智能手机送入轨道来进行试验，他们想确认一下相对廉价的拍照设配能否在外层空间发挥作用。“我们当时就在想我们能用这些拍来图像做些什么呢？”辛德勒说道。“我们如何才能用这些东西造福于人类呢？于是我们列出了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贫困、住房需求、营养不良和森林砍伐。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于地球的最新信息，那么上述几个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容易一些。比如说通过太空拍照我们可以发现亚马逊森林出现了大面积砍伐，而如果我们能很快将这一信息提供给巴西政府的话那么情况会不会有所改观？”
故事的发展像小说一样，马歇尔和辛德勒在硅谷的一间车库里开发了他们的第一个模型。他们的想法就是设计一种成本低廉、鞋盒大小的卫星，他们想方设法把成本降到最低。然后，正如马歇尔告诉我的，“我们要发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卫星群。”通过部署许多这样的设备，该公司就能够看到地球表面每天的变化。
图注：美国海军小型无人机。这些基本上由空气动力学电路板组成的迷你型无人机不仅能够检测飓风、设置边境线，还能引导农民播种田地。（图/马克·蒂森）
2013年，马歇尔他们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卫星并收到了第一张照片。与此前的全球地图图像相比，他们的技术能够以一种更动态的方式来观察世界。“最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拍到的每一张图片几乎都显示了地球在如何变化着。土地被改造了，河流也发生了移动，森林遭到了砍伐，高楼成排建起。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完全改变了我们对这个星球的认知。拍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展示森林的消失，更重要的是让政府和民众看到这种破坏并采取有效行动。”马歇尔说道。
如今，行星公司在轨道上有200多颗卫星，其中150颗鸽子卫星在合适条件下每天都能拍摄下地球上的每一片土地。行星公司在冰岛和澳大利亚都有地面卫星接收站。行星公司的客户也很多，该公司和亚马逊保护协会合作以追踪秘鲁的森林砍伐。公司还向国际特赦组织提供图片，这些图片记录了缅甸安全部队对罗兴亚村庄（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发动的袭击。在米德尔伯里研究所的防扩散研究中心，实时变化的全球成像帮助智库关注着伊朗或朝鲜导弹试验基地的变化。为了回击反对派对叙利亚城镇的化学攻击，美国军方于去年4月曾对叙利亚沙伊拉克空军基地进行过轰炸，今日美国和其他媒体想要获取该空军基地在轰炸前后的航拍图像，于是这些媒体就联系到了行星公司请求帮助。
上面的一些例子都是公益性服务。行星公司的付费客户包括Orbital Insight，这家地理空间分析公司的总部位于硅谷，他们根据卫星图像来解读数据。有了行星公司提供的图像，Orbital Insight就可以追踪南美洲道路或建筑的发展情况，也可以看到非法棕榈油种植园在非洲的扩张，还能追踪亚洲的作物产量。在该公司的会议室里，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克劳福德打电脑向我展示了某国浮动储油装置的航测图，根据储油罐上浮动盖的位置能够判断出储油量的多少。“但储油罐里有什么东西，只有对冲基金、银行和石油公司他们自己清楚。所以瞬时清晰度（也称时间分辨率，指在同一区域进行的相邻两次遥感观测的最小时间间隔）非常重要。”他顽皮地笑着说道。克劳福德的公司还使用行星公司的图像来进行慈善活动。例如，利用建筑高度和汽车密度作为生活水平的参考，该公司为世界银行调查墨西哥的贫困状况。
图注：上图是一张长时间曝光的照片，照片中上部的半圆形亮线是美国林务局的一架飞机的飞行轨迹。加州红杉国家森林公园靠近伊莎贝拉湖的森林发生大火，飞机用热红外扫描仪拍摄了火情的图像。火情数据在下面的两张图中，这些数据为消防员提供了精确的火点从而有利于消防员制定救援计划、预测火情并识别威胁。（图/斯图尔特·帕利）
图注：红杉国家森林公园火情数据图。（图/美国农业部林业局）
与此同时，行星公司的营销团队整天都盯着航拍图，他们想找出图片中附近也没有潜在的客户。功夫不负有心人，营销团队有了些收获。一家保险公司想要追踪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洪水灾情，而挪威的一名研究人员正在寻找冰川侵蚀的证据。但是，如果一个政府想要追捕一个流动的反对派军队时该怎么办呢？
碰到上面最后一种情况时，行星公司的道德准则就得起作用了。行星公司不仅会拒绝与心怀恶意的客户进行合作，也不会允许客户对所购买的图片进行独家所有权的声明。另一个重要的限制是技术的使用，行星公司以10英尺的分辨率监视着世界，这足以分辨出一辆卡车的大概轮廓但不会识别出一个人的轮廓。从分辨率上来说，也有能够提供1英尺分辨率的卫星成像公司，这家公司就是DigitalGlobe。但目前而言，只有行星公司能够提供地球上所有陆地的日常图像，这得益于该公司强大的卫星部署能力。“班尼斯特是第一个突破1英里跑4分钟大关的人，我们在航拍方面也是具有开创性的，但取得这种成绩的确并不容易。”
尽管如此，行星公司已经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未来会有其他公司进行效仿的。当更多的公司涉足这一领域，他们将如何驾驭这种监视全球的权利？他们是否会试图完善卫星摄影精度实现更高的分辨率从而达到侵犯个人隐私的程度？马歇尔的态度倒是很乐观。“想要从500千米以外辨认出一个人，那么你得有一个和公共汽车一样大小的相机，”马歇尔对我说道。他随后还补充说，“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哪家美国公司想实现这一目标，那么他们必须得解决联邦政府严格的监管限制。”
当然，就像我们可以改变技术的界限一样，规则也是可以改变的。就在一两年前，在轨道上运行卫星数量最多的是美国政府，大概有170颗。而现在，行星公司的轨道卫星运行数量超越了地球上最强大的政府！
谁将是下一个行星公司呢？
在旧金山一个凉爽的秋日夜晚，我回到了行星公司，通过大量的图片以全方位的视角观察着这个世界。有十几个客户将在这里展示他们是如何使用卫星图像的，他们都在见证着地球的实时变化。
技术员围成半圆形全神贯注地盯着监视器，我在他们的身后观察着他们。无论我在哪里，世界都能进入我的视野。我看到，在巴西北部的帕拉州深绿的森林里出现了一片裸露的土地，这是有人在砍伐森林。我看到了新加坡港口繁忙的航运活动。我看到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状况堪忧的农田。我看到在叙利亚遭受战争破坏的阿勒颇有了全新的道路网，我还看到了道路上有个障碍，这可能是炸弹炸出的大坑。我看到了西伯利亚的钻井平台比1年前多了17%，这一增加产量的迹象令人颇为惊讶，这一情况可能会使人们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产生新的评估。
约翰是个高个年轻人，他有一家名为GeoSpark Analytics的公司，该公司位于弗吉尼亚州，他向我介绍了他们公司将犯罪数据与行星公司的图像进行了匹配。几次点击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尼日利亚的一些社区，这些社区已经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接管。更多点击之后，我看到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休附近的新月形海岸线，我在9年前曾去过那里，海岸线的形状是索马里反政府武装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炸弹袭击造成的。再点击几下，我看到了更加熟悉的图像，这是我在华盛顿特区居住地附近的街区。
行星公司的负责人暂停了一下展示并说了几句话。首席营收官安迪·怀尔德用略微激动的声音谈到这一尖端领域。正如怀尔德所说，“这种技术将普遍应用，且将成为地球上所有陆地工作的帮手。”首席运营官汤姆·巴顿表示，“我希望从现在算起，一年以后我们能够自信的说出：‘天啊，我们真的改变了世界。’”
当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含义时，一位年轻女士像我展示了她笔记本电脑上的东西。她名叫安妮·尼利，是一名空军退伍军人，现在行星公司主管“客户解决方案工程”。安妮的一个客户需要一个解决方案，该客户是一家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保险公司。事情是这样的，该公司怀疑有些房主已经安装了游泳池，但又怀疑这些房主瞒着不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更新保险合同会使公司受损。所以该保险公司请求行星公司提供德克萨斯州普莱诺市相关房主房屋的卫星图像。
安妮向我展示了她的发现。我们清楚地看到有着1500户房屋的街区中有520处游泳池形状的发光区域。这个比例远远超过了保险公司客户所声称的情况。安妮耸耸肩、淡然一笑道：“你知道了吧，有人在说谎哦。”
现在她的委托人知道了真相。保险公司会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呢？对普莱诺的房主来个突然造访？提高保险费？所以说，这种技术不仅要打击偷伐木材者、窃贼和恐怖分子，同时也能警示人性中一些不好的方面，比如说撒谎。所以我认为如果监控技术能得到很好的使用，那么透明度的时代就会到来！
本文来源：网易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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