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网易科学人栏目组 孙文文
RDX炸药一方面成就了美国的超级霸权，另一方面也严重污染了这个国家的水源和土壤。令人忧心的是，美国环保局和军方让民众承受污染的苦果。
二战时期，同盟国阵营中有一项以代码命名的秘密项目，同时也是一项紧急任务：研发出一种能够批量生产的威力更强大的炸弹，以抵御蹂躏欧洲的德军。
1940年，英国的化学家们夜以继日地摆弄一种由氮、氧、碳、氢组成的化合物，这种物质的爆炸性能是TNT炸药的1.5倍，同时由因其太过敏感，必须与蜂蜡混合后才能保证其稳定性和柔软性，方便填充到弹头中。RDX的性能无可媲美，但产能还不够高。一周只能生产70吨，对付纳粹远远不够。
1941年，美国化学家完成了英国同行未能做到的事。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员约翰·席安（John Sheehan）和沃纳·巴赫曼（Werner Bachman）与政府科学家小组合作，发明了一种新的化学工艺，能够制造出席安所谓的“超级炸药”。新工艺质量上乘且生产迅速，流水线上每天可生产500吨。
美国人将新配方命名为RDX（黑索金），它在一夜之间将人类武器的威力提升到新层级。RDX使得巴祖卡火箭筒——第一代实战用的单兵反坦克武器——能够穿透装甲。RDX后来被装进10000磅重的水下炸弹中，英国飞机装载这些炸弹炸毁了德国的鲁尔水坝，在关键战役中破坏了德国的水电供应。盟军还将RDX浸到干柴中，将德国火车的锅炉炸坏。
许多学者估计，RDX对于盟军取得二战胜利至关重要。同时它也催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备制造，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火库诞生了。在过去74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田纳西州乡村一家工厂一直为美国生产RDX，每月从这里产生多达4000万磅的白色结晶粉末，供应在朝鲜和越南前线的美军。
“RDX是种强大的工具，它很可能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性质。”席安写到。
但是，RDX除了可以用来制造威力惊人的炸弹，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异常顽固的污染物。当美军使用RDX在世界上展示强权，这种物质也在污染着美国人的家园。
在美国各地的炸弹制造厂和测试场所，RDX已经蔓延到土壤，水源也受到污染。人们最先在田纳西州的陆军炸弹制造厂发现污染迹象，随后在内布拉斯加州境内的格兰德艾兰发现地下水受到炸药污染。
1990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将RDX列为潜在致癌物质。盐湖城附近一带使用RDX污染的水源浇灌农作物，有当地人称自己因此患上癌症。后来弗吉尼亚州和加州相继曝出类似的污染物致害事件，甚至远在东海岸的度假胜地鳕鱼角也未能幸免。
尽管如此，但五角大楼从未叫停过RDX的生产和测试。因此，RDX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受害人群有增无减。2013年，南卡罗来纳州居民在自家饮用水井里发现了RDX。居民们住在美军陆军训练场附近，美国一半以上的陆军在这里训练。2015年，人们在田纳西州陆军武器制造厂下游143英里的公共饮用水中发现RDX污染，国防部因此被告上法庭。法院的文件显示，该工厂每天将超过68磅的纯RDX直接排放至附近的河流中。就在今年夏天，人们在洛杉矶一处废旧的导弹工厂的地下水源中检测到高水平的RDX污染，而这一地区原本应该是早已清理干净的。
根据外媒ProPublica获得的此前从未披露的环保局和国防部的数据显示，全美国有超过65个军事设施存在RDX污染。
哈利·克雷格（Harry Craig）是美国环保局处理炸药和弹药厂清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表示，RDX是美国环保局面临的头号挑战，然而更糟糕的是，RDX所带来的危害尚未被公众充分认识。
根据ProPublica所获的数千页的环保局和五角大楼文件，以及多位官员和立法者的陈述，当第一份有关RDX污染美国土壤的报告发表后，五角大楼最初试图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随着后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浮现，国防部则极力为自己争取环境问题上的豁免权。尝试无果后，国防部又资助一系列研究，企图将RDX对人体的危害尽可能降低，同时还向环保局施加压力，迫使后者放宽调查标准。
罗伯特·苏斯曼（Robert Sussman）是奥巴马政府在环境保护议题上的高级顾问，他表示“当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反应相当激烈。他们掌控着国家系统的指挥权，能够给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
媒体通过广泛调查发现，几十年来，五角大楼方面一直都是图用否认和回避来对待RDX污染问题。例如，五角大楼继续公开焚烧弹药，并称这么做是必要且安全的，尽管与此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放弃了这么做。五角大楼通常聘请私人承包商来处理毒害清理工作，一旦承包商被曝有资格或腐败问题，五角大楼又辩称责任不在自己。
（位于田纳西州金斯波特市的霍斯顿陆军弹药厂是美国现存的唯一一个RDX制造厂，多年来每天有68磅的RDX从这里排入附近的霍斯顿河。）
五角大楼与环保局在RDX问题上的拉锯战旷日持久，直到今日仍未结束。2013年，环保局做出声势，要宣布RDX不仅“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致癌。对五角大楼来说，这一声明将带来复杂且昂贵的后果。五角大楼当时已经在着手对全美数千处开展清污工作，成本可能高达700亿美元。如果环保局在这个时候将RDX定性为“很可能”导致癌症，那么将导致新的法规和更严苛的清理要求，五角大楼清污的成本将大大增加。一些军方官员称，这些额外的开支——动则十亿美元——可能会影响到武器和军人的经费。
过去4、5年间，五角大楼一直极力反对任何夸大RDX致癌风险的言论。军方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效，不仅避免了RDX被描述为高致癌物，而且迫使环保局降级了对RDX致癌性的评估。
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高级毒理学家罗纳德·梅尔尼克（Ronald Melnick）在观察了环保局对RDX的评估过程之后，评论称，他相信五角大楼通过资助实验以及对实验陈述和评论施加压力，使得环保局改变了此前的强硬立场，且新评估结果与几十年来的科学发现相悖。
“我感到惊讶和震惊。”梅尔尼克谈到环保局的最新评估时称。
环保局反驳了梅尔尼克的质疑，机构发言人称“没有任何人、机构或利益相关团体对同行评议的起草产生了不应有的影响。”
在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采访时，四名五角大楼官员表示，他们相信国防部行事真诚。军方的毒理学家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称陆军的研究旨在推动科学发展，绝无任何其他动机。助理部长卢锡安·尼迈耶（Lucian Niemeyer）在一份声明中说道：“国防部致力于在保护人类健康、安全和生存环境的同时满足环境清理的要求。”
ProPublica围绕RDX对调查揭开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军方所谓对美国的保护是以其自身作为最大的污染者为代价的。
“只要我们参加战争，派人去打仗，我们就有义务对士兵进行培训，而培训的众多成本之一是带来一些环境破坏。”前海军总顾问阿尔贝托·莫拉（Alberto Mora）说，莫拉现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职高级研究员。“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国家需要去做且想要去做的权衡。”
然而，美国民众可能不这样认为。
（图片中为霍斯顿河水面上的水汽。陆军工厂将大量RDX排放到这条河流中，人们在工厂下游143英里的公共饮用水池中检测到了RDX污染。）
当发现地下水中的炸药已渗透到Cornhusker弹药工厂的地表时，美国陆军才开始正视其对RDX执迷不悟的使用真的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Cornhusker弹药厂始建于1942年。当时男人们在欧洲前线打仗，妇女们在后方生产弹药。人们接过火车运来的RDX晶体粉末，与TNT掺在一起在大桶中搅拌，将混合后的弹药装入5英尺的弹壳顶部。当地媒体在报道中称，这一切都是“为了希特勒”。
炸药碎末残留在桌子上，地板上，甚至工人的衣服上。人们用水冲洗地板，工作服也要勤换洗，由于炸药粉末太多且易爆性高，垃圾堆很容易成为炸药堆。混合着致命炸药的红色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先是流进58个废水坑，然后渗入地下。此后的30多年，工厂一直以这种方式运作，为朝鲜和越南的战争生产弹药。
1980年，陆军在弹药厂周边检测发现RDX和其他炸药已经渗入到土壤中，下渗深度远超预期，抵达了饮用水的取水层。陆军知道这不是孤立的污染事件，骇人的红色废水在田纳西州和加州的弹药工厂同样排放了好几十年。爱荷华州弹药厂附近的居民报告说曾见到皮毛被河水染成红色的浣熊。
如果说陆军最近才知道RDX污染物物理扩散的速度，它在更早之前就对该化合物的潜在毒性心知肚明。军方文件显示，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五角大楼的医学专家就怀疑RDX可能会导致癌症。1979年，陆军开始做实验观察RDX对小白鼠的长期影响。
尽管如此，当1992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内布拉斯加州中部地区的地下水中检测到高浓度的RDX之后，陆军仍然试图掩人耳目。1981年，在工厂停工之后，一部分厂房转租给一家私营企业，工人们在厂内打井取水，而陆军对这一行为的潜在危害知而不告。
“这么多年，我们所有人喝水、洗澡都是用那里的水。”丹尼斯·鲁德洛夫（Dennis Mudloff）说。1981年，刚20出头他进工厂工作。他所在的厂房名叫“硝酸盐楼”，那里曾是弹药的加工地。
“我们每天喝的都是那里的水。”他说。
1982年，当地报纸报道了工厂的污染问题，陆军对RDX的威胁轻描淡写，称污染至少需要一个多世纪才会到达临近的格兰德艾兰市。
（上个世纪的弹药厂被用作玉米地。数十年的污水排放污染了这里的地下水，居民饮水健康受到威胁。）
陆军对RDX的说法含糊不清。事实证明，RDX不溶于水，无法在地下短时间内降解或固着在土壤中。许多污染物会随着扩散距离增加而稀释，但RDX不一样，它浓度很高，且传播迅速。
“这种物质被广泛使用，持续存在和扩散，它不会轻易消失。”美国环保局官员克雷格说。
时间到了1983年，陆军在Cornhusker的检测表明，RDX污染已经以厂房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就像在湿纸巾上晕染的墨迹，污染物以每年827英尺的速度触及在附近生活的3.5万居民。
陆军的医疗人员通过研究给出了水源中RDX含量的安全值，试图安抚人心，但仅仅3年后，他们就发现周边236户家庭饮用水中的RDX含量超标，是安全值的三倍之多。陆军很快同意为当地建造饮水系统，并建议居住在城市供水范围之外的居民饮用瓶装水。
在EPA看来，仅仅警告人们远离有毒水源是远远不够的。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成立于1970年，该组织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里致力于推行公众健康和环保法规的实施。时间到了1985年，环保局发展壮大，包括《安全饮用水法》和《清洁水法》等一系列新法案赋予了环保局更广泛的执法权力。环保局很快就盯上了军方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EPA了解到，五角大楼对遍布全美各地的灾难性污染负有责任，这些废旧工厂数量巨大，其中包括残留未爆炸弹药的炮弹试验场、化学武器设施以及废弃的火箭发射平台和机场。这些地方的污染如此严重，以至于EPA在1984年修改了“超级基金法”（Superfund）——该法案在1980年由国会通过，允许联邦政府强行接管污染严重的地区并责令清理——将军事设施纳入执行范围，并命文列出了36处军事废址。
1987年，EPA将Cornhusker工厂的地下水RDX污染列入联邦超级基金的治理名单。
与此同时，公众对RDX作为一种影响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的神经毒素的危害有了更好的认识。参与越战的士兵中流行一种令人厌恶的新兵入伍仪式：新兵要吃含有RDX的C-4炸药才能被接受，其中一些士兵在之后经历了癫痫发作。一份中国医学杂志报道了有人误食RDX致死的案例。在田纳西州的RDX工厂，五名工人暴露在高RDX浓度的空气中之后，死于癫痫发作。1986年，阿肯色州的研究人员报告了一名3岁幼童在接触母亲沾染了RDX的靴子后产生剧烈癫痫发作。
1979年陆军在哺乳动物身上进行的实验真正引发了人们警醒。五角大楼让毒理学家给老鼠喂食高剂量的RDX，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观察动物的反应。
军方在850只老鼠身上做了实验。那些接受较大剂量的老鼠死了一半，如此高的死亡率让研究人员感到意外，他们在随后的实验中降低了最大剂量上限。实验中，随着剂量的增加，老鼠更容易产生激动和攻击行为，使得实验人员很难区分老鼠身上的伤痕是由RDX中毒引起的或是因同伴打斗所致。除此之外，动物的心脏变大，眼睛先是褪色，然后变浑浊。
最引人关注的是雌鼠的反应。在接受中高剂量RDX的雌鼠中，有1/6发现了肝脏肿瘤，其中一半是恶性肿瘤——这一令人忧虑的比例在统计学上堪称“显著”，表明RDX可能诱发基因突变并导致癌症。另有迹象表明，雌性和雄性的老鼠均产生了肺部癌变。
这些研究没有进行同行评审，也没有公开发表。1984年美国陆军与EPA分享了最终的研究报告，一名EPA科学家称之为“研究的黄金标准”，此后EPA加强了对炸药污染的监督力度。
现年64岁的丹尼斯·穆德罗夫曾在Cornhusker弹药工厂的厂房中工作了20年，工作时候他的饮用水直接来自废旧炸药厂房旁边的一口井。穆德罗夫的医生说他的神经系统和身体其他部位出现诸多问题，很可能是由他当年饮用被RDX污染过的水所致。
1990年，美国环保局将RDX列为“有可能致癌的物质”，正式警告该污染物潜在的危险性，提醒人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EPA还修改了水中RDX含量的安全值，新标准仅为此前军方所给标准的1/17。环保局建议，RDX含量只有低于十亿分之二才是安全的。这一标准比其他知名污染物——例如苯和草脱净——更加严苛。
在格兰德艾兰的居民看来，人们此时才正视RDX的危险性已经太迟了。穆德罗夫身体出现了一系列医生难以解释的症状。他先是长期感觉疲惫，抬头弯腰都会气喘吁吁。小儿科的数学加减运算也让他感觉很困难。
“我的脑子越来越迟钝，我没法想事情。”穆德罗夫说。即便全球最专业的医疗机构梅奥诊所对他的病症也素手无策。神经科医生诊断他有肌阵挛，全身肌肉会不受控制地收缩，他走路必须拄着拐杖，舌头也不利索，说起话来就像是中风病人。穆德罗夫将他的怪病归咎于长期暴露在军事污染环境中，其中就包括饮用被RDX污染的水。
穆德罗夫的医生讲述，当年与穆德罗夫一起工作的工友比他的情况还要糟。他们一个接一个变残疾、精力衰退和神经系统退化。一位因肾癌去世，另一位则死于淋巴瘤。一个小镇集中出现这么多怪病患者，很难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下属的毒物和疾病登记署闻讯赶到格兰德艾兰市，对这个城市蔓延的疾病进行调查。调查直接将当地人的怪病与RDX联系起来。但该机构宣称，污染严重威胁了居民的健康，并提出了一条新的威胁因素：炸药不仅可以通过自来水进入人体，还可以通过鱼、肉等农产品被人体吸收。
（上：废旧的Cornhusker弹药工厂中仍旧堆放着大量未引爆的炸药。左下：穆德罗夫工作场所附近的一处电车维修站。右下：工厂内的饮水点。）
在盐湖城南部一小时车程处，崎岖的瓦萨奇山过渡到冲积平原，在犹他州梅普尔顿市外围形成一个肥沃的平原。
90年代中期，梅普尔顿市民玛丽莲·彼得森（Marilyn Petersen）在自家花园种植南瓜、青豆和西红柿。彼得森曾是该市议会议员，后来当选为市长。事业上精明强干的女强人回到家里变身狂热的园丁，在她9居室的大房子周围开辟了一块菜园。她所生活的社区很富裕，很多人家都配有私人游泳池和马场。但当地市民同时还有一项朴素的习惯：自己种植蔬菜。
在当时，彼得森和她的邻居们对RDX还一无所知。彼得森一直不知道，15年来她每天饮用和浇灌菜园所用的水中含有RDX，而且含量远超安全标准。
一条河流流经梅普尔顿南部，在河的上游，特洛伊炸药厂自1940年代以来一直向该河中排放污水。工厂最后一位承包商——总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Ensign-Bickford公司——与国防部签署了1600多份合同，总价值达数亿美元。
在过去至少20年——甚或更长——的时间里，特洛伊工厂将混杂了RDX和硝酸等有毒物质的废水排到附近的河流中。调查人员在起诉Ensign-Bickford的文件中写道，河水沿着着山势顺流而下，被沿途的农田使用，最终进入梅普尔顿市区的地下水层。
彼得森从1980年开始食用当地水土培育的蔬菜，并在1983年在被污染的水层打了一口新井。1984年，41岁的她被诊断出四期非何杰金氏淋巴瘤，这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癌症。
不久之后，她的三位邻居被诊断出同样的病：住在南面一个街区的查尔斯·贝茨；还有全国知名的投资者、曾任总统顾问的霍华德·鲁夫以及住在北部的杨百翰大学教授格伦·奥尔曼。住在东南方向两个街区的谢丽·亨特被诊断出影响一种类似的影响白血球功能的癌症。居住在西南部两个街区的17岁女孩史黛西·布劳德本特也发现自己患上了淋巴性白血病。除了居住在同一城市，这些患者的共同点还包括他们都食用自家种植的蔬菜，居住地分布在距离污染水源1500英尺之内。
（梅普尔顿的居民指责国防部的承包商将RDX和其他有毒物质排入地下水，2002年六个受害家庭联合将Ensign-Bickford告上法庭，让后者赔偿了数百万美元。）
13年来，彼得森一直顽强与癌症抗争，几轮化疗下来，她的身体略有改善。随着当地癌症病例越来越多，人们对特洛伊工厂的指责也与日俱增。特洛伊工厂因有事故前科在当地声誉不佳，1986年当地报纸报道了工厂发生致命的爆炸和泄露事故。
随后，在1997年的8月，彼得森收到了特洛伊工厂经理肯达尔·罗宾斯（Kendall Robins）的一封信，心中称他们公司在当地土壤含水层中发现了相当分量的RDX，“但不必惊慌，”罗宾斯在信中向彼得森保证RDX含量尚在安全范围。但提醒她如果“你用自家井水做饭，请马上与我们联系”。
最终，彼得森和另外5个受害家庭将工厂承包商Ensign-Bickford告上联邦法庭——通过两份彼此独立的案件——指责公司行为使他们罹患癌症。案件用了数年时间才最终了解，在此期间，调查人员依照法庭程序对RDX这种物质的化学特质和危险性进行了有史以来最详尽的一次调查。彼得森案件的庭审记录——包括她的陈述、Ensign-Bickford公司的内部文件以及专家证词——不仅为犹他州的癌症事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透视窗口，更是将全美各地发生的RDX污染事件的罪魁祸首锁定到了五角大楼身上。
事实证明，Ensign-Bickford和它之前的工厂运营方早在给彼得森写那封信之前就知道他们已经造成严重的地下水污染。
1979年的公司文件记载，当时经营这家工厂的Mallinckrodt公司已经在工厂外的水井中检测到与炸药有关的硝酸盐污染。1980年，在媒体曝光工厂排污不当之后，环保局官员表示，泄露的污染物可能会含有炸药。1981年，公司向公众解释污染物可通过沟渠渗入地下。
“我经常看到有废水从作业的大楼排出，流入沟渠。”曾在工厂参与RDX生产的劳伦斯·布拉德肖作证说道。布拉德肖描述废水处理设备简陋且年久失修，废水从管道中溢出，“含有RDX和TNT废料的废水颜色泛红”。
1986年，工厂内一个容量4.5万平方英尺、12英尺深的硝酸废水池发生泄露，导致数十万加仑的酸溶液和其他污染物进入附近的土壤和沟渠。泄露事件发生后，Ensign-Bickford公司检查检测井中的水，发现RDX含量达到百万分之10,700，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是环保局所制定安全标准的5000倍。数年后，公司聘请的一位顾问提醒公司高管，污染物可以通过农业灌溉被人体吸收。
然而，这些数据并未透露给彼得森或其他梅普尔顿的居民。对危险毫不知情的人们继续从井里抽水浇菜，烧水做饭。
公司私底下继续进行对问题的研究，试图找出让后果最小化的对策。Ensign-Bickford雇用了顾问，后者描述了公司可能因此要承担的巨大责任，对泄露危害隐而不报也会让企业的信誉丧失殆尽。公司在1990年的一份会议纪要上写道：“梅普尔顿市的供水会长期受到严重威胁。”记录还指出，梅普尔顿关闭地下水井会导致大范围的供水中断，这将招来“媒体关注和监管机构的压力，乃至被起诉”。
（特洛伊工厂将有毒废水排入沟渠，下游居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被污染的水灌溉农作物。）
该公司早在1994年就在彼得森和鲁夫两家的井中检测到RDX的存在，原告指责他们以常规水质检测为幌子采集水样，却对受害者隐瞒结果。（Ensign-Bickford公司在一些文件中否认当时检测的RDX含量超出安全值，目前公司拒绝对此置评的请求。）特洛伊工厂之所以能够隐瞒污染一事，部分原因是因为环保局对RDX的指导方针在当时尚未成为强制法律，所以严格来讲，企业有意无意造成RDX污染并不算违法。
Ensign-Bickford设法瞒天过海的同时，受害者家庭已着手准备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彼得森的律师并没有将病因直接指向RDX，而是称RDX在地下降解产生的一系列化学物质通过食物被受害者吸收，进而导致原告怪病缠身。他们的阐述引来更多美国人对RDX的关注，人们担忧，RDX自然降解不仅增加了毒物的数量，而且降解后的成分可能更加致命。
1999年，原告从内布拉斯加医学中心聘请了一位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教授，研究RDX与梅普尔顿爆发的癌症之间的联系。多年来，这位名叫丹尼斯·威森伯格（Dennis Weisenburger）的医生对非何杰金氏淋巴瘤的发病过程以及环境因素深有研究。
威森伯格观察了RDX分解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其中包括肼（hydrazine）和另一种名为“亚硝胺”（nitrosamine）的化合物。他警告，这些分解产物比RDX本身更易扩散，且更危险。他特别指出，亚硝胺属于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RDX分解的另一种产物甲醛现在也被认为有致癌作用。）
根据此前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实验，肼已被EPA列为潜在致癌物。一种与之相关的分解产物长久以来被用作诱癌剂在啮齿动物身上诱发癌症以进行相关研究，很小的剂量就足以诱发肿瘤。该物质的一种变体已被证明与小鼠非何杰金氏淋巴瘤存在明确关联。
亚硝胺——及其相关化合物——因其数量巨大而难以分析，不过其中有些已知是非常危险的。威森伯格在其证词中称，超过300种变体有可能导致癌症。并举例称其中一种化合物仅需不到十亿分之一的剂量就可以在小鼠身上诱发肿瘤。RDX的各种变体尚未得到完整研究，但根据现有的研究和已发表的论文，“人们应当假定它们有可能致癌，除非出现反例。”威森伯格写到。
亚硝胺衍生物和肼均在彼得森等人的水井中被发现。威森伯格强调，这两种类型的化合物都与梅普尔顿居民所患的非何杰金氏淋巴瘤有直接联系。
多年以前，出于对当地居民健康状况的担忧，犹他州卫生部门对梅普尔顿的癌症发病状况做了抽样调查，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当地白血病病例有些异常，但这无法与爆炸无污染联系起来。卫生部门的调查没有注意到非何杰金氏淋巴瘤。威森伯格认为，调查人员错误地将样本池稀释了，将梅普尔顿与另一个地区的样本混在一起，而且还错误地将病人的症状分成两种淋巴瘤来统计。威森伯格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和非何杰金氏淋巴瘤的病例加在一起，并补上当年遗漏掉的彼得森和鲁夫等人的数据，结果显而易见：梅普尔顿的非何杰金氏淋巴瘤发病率是正常的两倍，白血病发病率是正常情况的三倍。
彼得森的法律团队认为工厂排放的废物污染了当地水源，彼得森与邻人通过进食被污染的水和污水灌溉的作物患上了癌症。多年来，五角大楼以及来自其他机构的研究者一直在研究植物吸收RDX及其他炸药的能力，目的是希望用植物来吸收土壤中的毒物。一般认为，RDX及其他化学物质可以在植物和鱼类中积累。
“像人类需要蛋白质一样，植物需要氮来补充营养。而RDX正是一种氮基物质。”德克萨斯大学生物学教授特里·麦克兰顿（Terry McLendon）说。麦克兰顿曾参与能源部对洛斯阿拉莫斯工厂污染的处理工作和其他联邦项目。
植物聚集毒物，而这些蔬菜通过运输抵达更大区域的消费人群，这意味着RDX污染的影响范围远远大于地下水污染。问题在于这些化学品的积累量是多少，以及梅普尔顿的居民又吸收了多少？
麦克兰顿的咨询公司受雇来调查这一问题，他们提交给法庭的数字相当骇人。根据此前的研究，麦克兰顿计算一个用彼得森家井水浇灌的胡萝卜，其中RDX含量是水中RDX含量的286倍。同样情况下，菠菜的RDX含量也达到55倍。
这些有毒物质主要集中在植物的根部和叶子中，所以西红柿中RDX的含量要比生菜或土豆中的RDX含量略小。多年来，彼得森一直对“健康饮食”很上心，她估算从自己搬到此地以来，平均每天至少吃一个土豆，青豆、胡萝卜、南瓜、黄瓜则数不胜数。麦克莱顿计算，她每年进食的RDX及其衍生物超过100毫克。
被告方对威森伯格和麦克莱顿的结论提出异议，认为这是无法证实的理论臆测。由于双方对此争论不休，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举行听证会，专门评估原告团队的专业资格以及他们所采用的调查方法的科学性。经过数周的审议和对证据的广泛审查，法官最终认定原告团队用来量化居民暴露的方法合理合法，肼类和亚硝胺类化合物可能引起非霍奇金淋巴瘤符合逻辑。
梅普尔顿受害家庭的辩护律师劳瑞·阿什顿（Laurie Ashton）表示，需要大量的证据才能满足这个法律标准，弄虚作假是不可能的。
不过1984年陆军在老鼠身上所进行的RDX实验的报告却莫名缺失。莱文认为那次实验因为结果太过骇人而被军方故意隐藏，他在法庭上作证时表示，五角大楼绝不会再赞助此类研究。
Ensign-Bickford公司最终选择赔钱和解，具体赔偿金额未对外界纰漏。玛丽莲的丈夫罗德尼·彼得森表示，公司赔了他们180万美元，但却拒绝承认其责任。玛丽莲·彼得森在2004年去世。当年联合上诉的其他受害者——格伦·奥尔曼、查尔斯·贝茨和谢丽·亨特未能等到案件了结便离开人世。
“我们有7个孩子，孩子们也暴露在污染中。”罗德尼·彼得森在接受ProPublica采访时说。显然，故事到此还不算完。
（罗德尼·彼得森的妻子因RDX污染患上癌症，在2004年去世。）
鳕鱼角是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伸入大西洋的一个半岛，这里的饮用水供应主要依赖一个大型地下水层。地下水层的形状类似一个透镜，水层最高点贴着地表，隔着一层沙子，上面是开阔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
美军的射击场恰好健在水层的最高点之上。陆军国民警卫队将这里划为军事保留区，数十年来在这里发射炮弹，测试其威力和精准度。
20世纪90年代中期，环保局在这里唯一的地下水层中检测到RDX。在盛夏时节，这是超过52万人饮水的来源。军事用地的规划始于1911年，当时这个偏僻海角的人口比现在少得多。
鳕鱼角联合基地自二战以后成为五角大楼的主要实验场地之一。南半部分给了空军，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实验型的航空导弹项目，70年代还在此地进行了一次机密的核导弹任务。北部归陆军使用，长期以来被用作炮兵训练场。该基地土地所有权和管辖权混淆不清，这片土地曾经是联邦政府的土地，后来转给国民警卫队，再后来其中部分土地被租给陆军作为试验场。归属权的混乱反过来给环境治理带来麻烦，人们无法确定此地究竟适用哪一方的环境法律，以及谁来执行这些法律。
“到最后没人知道哪一方才是负责人。”威廉·菲兹帕里克上校（William FitzPatrick）在2001年给陆军环境政策研究所的一篇分析中写道。
早在环保局开始对RDX的调查之前，科德角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让人们颇为忧虑。奥蒂斯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在1989年被列入“超级基金”的治污名单。几十年来，鳕鱼角的人们一直试图弄明白，究竟是什么环境问题——从农药到烟雾污染——导致了当地癌症病率居高不下。1991年，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提醒人们注意爱德华兹营地附近空气污染的危害，因为调查发现营地周边居民的肺癌和乳腺癌发病率异常普遍。
有关陆军训练污染水源的表述引发了人们更大的担忧。马萨诸塞州是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州之一，这意味着不仅这里的潜在受害者多于其他地区的RDX污染，而且训练场持续产生的污染要比军工厂排污造成的污染更难治理。况且军事基地的训练直到今日仍在持续不断地进行。
环保局的进一步调查受到了意外的阻碍：“超级基金”的清理工程开始时，环保局和陆军依照法律确定了治污区域的边界，爱德华兹营地的射击场以及新发现的RDX污染区不在上次制定的治污范围之内。陆军拒绝扩大治污区，认为这会打乱正在进行的军事训练。法律规定，来自现役基地的RDX可以免于法律约束，治理工作需要等到射击场关闭——环保局的律师称军方甚至钻这里的法律空档，致使已废弃多年的训练场没人清理——或者直到污染物扩散出了军事范围，从平民家水管冒出来。
此前多年，陆军以各种理由拒绝环保局在基地北部进行环境测试。即便面对日益严重的地下水RDX污染，军方仍然拒绝让步。
“他们用尽了所有的理由。”一位熟悉爱德华兹营地清理工作的环保局官员说。
双方的对峙毫无进展。五角大楼多年来一直坚称，“主权豁免”原则保护军队不受环保法制约。1992年春天，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五角大楼的意见，即环保机构不不能因军方在历史上违反危险废物法规而对后者进行追责和罚款。此举导致联邦和地方层面的环保执法的效力大打折扣，既然环保局无权罚款，责任方拒不清理污染场地也不怕有什么后果。
国会最终在几个月之后通过了《联邦设施合规法案》（Federal Facilities Compliance Act），明确了环保局有权对联邦机构治污工作进行监督。这一进步来之不易。
“国防部抗议了6年，整整三届国会任期。”曾在白宫能源及商务委员会担任首席顾问的理查德·弗兰德森（Richard Frandsen）说。
“我们共有50位律师，既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我们最终让这部法律获得通过。”
自那之后，环保局和五角大楼的关系陷入僵滞，经常互有抵牾。
1997年，美国环保局开始强令陆军测量射击场附近地下水中的RDX及其他污染物的浓度。环保局希望明确污染源，并要求陆军调查清楚未爆炸的弹药的位置。然而，ProPublica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环保局没有收到任何有意义的回复。
美国环保局并没有军事专业的知识，对炸药的理化性质所知不多，一切信息都有赖五角大楼方面提供。环保局官员回忆，为了敷衍环保局的调查，当时的国防部炸药安全委员会在向他们提交的备忘录中承诺未引爆的弹药污染风险“几乎为零”。文中称未引爆的炸弹躺在地下既不会泄露也不会破裂，金属弹壳实际上提供了“博物馆级别”的稳定保护。一时间，这份说辞几乎让环保局相信了军方的清白，认为那些RDX污染应该来自别处。
不过没用多久，环保局就意识到陆军蒙骗了他们。一位陆军武器专家告诉环保局，其实陆军早就研究了埋藏弹药的命运，在写那份假备忘录的时候，军方很清楚那些未引爆的弹药已经破裂，泄露了污染物。
“他们知道那是假的。”前环保局高级代理人威廉·弗兰克（William Frank）说，他退休前的25年一直在与陆军污染治理问题打交道。军方呈交假的备忘录，试图转移调查的注意力。就在那之后不久，陆军军官就发现了大量极度腐蚀的军械，其中包括在马萨诸塞州的一颗严重锈蚀的155毫米炮弹，弹壳上破了一个洞，弹药中的RDX直接暴露在空气中。
在联邦环境官员乃至一些防务专家看来，五角大楼的极力隐瞒和拖延，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其对全美各地军事污染的忧虑。如果RDX当真能渗入到射击场地下的地下水层，这就意味着五角大楼在全美各地的RDX债务将远超预想。含有RDX的炮弹在全美各地成千上万训练场中发射和爆炸，许多地方仍储藏着废旧的未爆炸弹药，随着时间的侵蚀慢慢释放其中的有毒物质。
（威廉·弗兰克在环保局做了25年的高级代理人，负责美国国防部设施的治污工作。他称五角大楼不想承担治污成本，一直在推卸责任。）
“他们不想为治污埋单。”资深弹药专家里克·斯伯（Rick Stauber）说。过去三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斯伯在马萨诸塞等地为陆军调查未爆炸弹药的情况。
几个月之后，环保局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强制陆军在其对地下水质的调查期间停止实弹训练。环保局在该区域的负责人约翰·德维拉尔（John DeVillars）在1997年5月宣布，鳕鱼角地下水层的RDX污染是对公众“紧迫且实质性的危害”。环保局此番强硬的底气来自背后有《安全饮用水法案》撑腰，这则法案赋予环保局紧急权限阻止仍在发生的危险污染。
德维拉尔不惮发动同军方的“部门战争”，他的同事讲他是那种“对手越强，干劲越大”的人。
他的举动惹恼了五角大楼的官僚，后者认为环保局的作为超越了其权力范围。环保局的高级官员在五角大楼与将军们举行会议，听取军方的辩解。不过环保局最终还是支持了德维拉尔“紧迫威胁”的命令。
当时双方的分歧已经超越了环境问题本身。随着国民警卫队日常训练被中断，国防部和环保局彼此核心任务互相冲突。陆军称任何对训练的限制都会对士兵造成损害乃至危害国家安全。如果环保局可以借环境原因破坏马萨诸塞州的培训，他们就能以同样的方式干扰五角大楼在全美各地的军事任务。“双方互不信任。”曾在鳕鱼角执行治污工作的约瑟夫·诺特（Joseph Knott）说。军方的态度是必须让士兵们不断训练，他们才能保护美国人民。
而从环保局的角度来看，不断扩散的RDX则是对——陆军声称要保护的——美国人民健康更直接威胁。
“他们觉得环保局正在妨碍他们保护国家的使命。”一位对双方撕掰知情的环保局官员说。“我们则认为我们的使命比他们的使命更重要。”
环保局的环境测试在这种不友好的氛围中进行，测试的结果正如人们最忧心的那样。研究者在军事基地内的不同地区做了19次水样检测，发现水中RDX含量达到十亿分之43,000，比环保局建议的安全暴露计量高出21000倍，是梅普尔顿最高污染水平的4倍。除了RDX，水样中还检测出多种有毒物质，包括高氯酸盐（用作火箭燃料）、铅、镉以及其他炸药，如TNT、硝化甘油和奥克托今（RDX的一种分离产物）。
所有试射的炮弹有1/5未能引爆，环保局认为大量的污染正是来自这些未引爆炸弹缓慢释放出的有毒物质。环保局科学家对从基地扩散开的污染进行追踪，发现包括马什皮、伯恩乃至更远的巴恩斯特布尔市区的饮水供应都处于危险之中。
事已至此，陆军国民警卫队仍然不愿清理污染。在当时污染范围还局限在爱德华兹营范围内，军方认为风险尚可控制。
据知情的军官和承包商讲，军方的顽固基于多种担忧：一旦鳕鱼角基地开了对环保局俯首听令的头，会打破军方独立的传统，全国各地的军事训练可能都会受影响；其次他们也担心地下水清污工作费用太过高昂。清理地下水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这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过程，包括从土地上挖出数百万吨的土壤，然后从地下抽水，净化之后再注入地下。
五角大楼每年能够从国会获得30亿～40亿美元来进行环境清污工作，但这笔钱只能用于“超级基金”项目和1992年《联邦设施合规法案》所定义的危险废物清理。如今环保局宣称鳕鱼角的地下水污染是“迫在眉睫的严重危害”需要立即清理，这种清理需要军方自掏腰包，费用从军事基地的运营预算中扣除，如此一来常规工作将受到很大影响。
环保局在2000年初拿出了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为清污工作制定了详尽的具体安排。方案涉及搜集未爆炸弹药并安全处理，逐步清理受污染的地下水，减少污染物的扩散。在军方的配合下，清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污染物的扩散。但RDX最终还是在2010年超出基地边界，进入了公共地下水层。2011年，陆军宣布一项地下水清洁计划，系统地抽取地下水，净化之后再注回地下，直到RDX和其他污染物被清理干净。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
环保局和五角大楼的角力最终以后者的屈服合作告终。但军方并未完全转变态度，积极承担治理RDX污染的责任。
时任陆军环境事务助理雷蒙德·法茨（Raymond Fatz）在2000年炸弹安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称在鳕鱼角之外，美国大地上至少还有20个军事炸弹试验场健在当地唯一的地下水层之上，他提醒人们考虑到RDX在这些地区的使用量，潜在危害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霍斯顿弹药仓库露天焚毁弹药。）
美国的军事基地经常露天焚毁弹药和军需品，没有进行任何排放净化或其他环境控制措施。
因为非常污染环境，这种露天燃烧和引爆的做法在许多欧洲国家是被明令禁止的。相关替代方案不是没有，成本不高且更安全环保，但美国许多军事基地仍然在沿用老办法。
在焚毁弹药的地方，经常可以检测到RDX污染。事实上，这几乎成为RDX进入地下水层危害公众饮水健康最主要的污染源。
知情人士日后回忆，五角大楼的官员担心，如果自己当真依照联邦环境法规履行责任，清理污染的成本将远超国防部的环保预算。传统上国防部的清理费用约为1500万美元至2200万美元之间。马萨诸塞州军事基地的清污工作至今仍在进行，仅这一项工作就将耗资近10亿美元。
军方享有的预算不少，但并非无限多。五角大楼的官员担心保护环境会妨碍到军队的训练和防卫。
“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国会，试图改变立法。”弗兰克说。
五角大楼正是这么做的。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五角大楼的高管看到了一个借战争摆脱环境债务的机会。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携数位军方律师辩说：环境保护应为反恐战争让路，五角大楼需要免于环保局的纠缠。五角大楼的律师强调，战争形势下，包括RDX在内的炸弹化学品污染尤其应该得到豁免。
“部门中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个消除环境问题的大好机会。”前国防部首席法律顾问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说，他表示自己当初并不情愿参与这一计划。
五角大楼提议对美国六大环境法进行修正，最终结果旨在让大量国防部的土地获得法外特权，这些法律包括《全面性环境对策、赔偿及责任法案》(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简称“超级基金”；《资源保护和回收法》（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Marine Mammal Protection Act）；《候鸟条约法》（Migratory Bird Treaty Act），《濒危物种保护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在提案的最后，五角大楼以“弹药成分”指代包括RDX在内的五种炸药污染物，试图将其定义为非污染物。
“他们的做法令人震惊，他们基本上是想摆脱所有的监管执法。”弗兰德森说。
五角大楼称，在911这种事件发生之后，如果还执意保护环境，其代价将是派驻在中东的美军的安全受到威胁。
“准备美军能够随时作战至关重要。”负责设施和环境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雷蒙德·杜波依斯（Raymond DuBois）在2004年说。
他的其他一些同行则更夸张，时任国土安全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声称让军方免于环境责任是赢得反恐过战争的必要条件，这样才能保护美国人免受恐怖袭击，保障数百万同胞公民的安全。
但这一策略总体上以失败告终。
烂摊子总要有人收拾。如果国防部免于环保法律的限制，就等于将清污成本转移到日后接受军事用地的当地企业和政府身上，即便是那些亲军方的国会议员也不可能接受这一结果。全美各地有超过5000处受污染的军事用地，几乎每位国会议员在其选区内都能找到这样的污染点。议员们拒绝了五角大楼寻求环境豁免权的提案。
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是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议员，在参加了军方的豁免提案听证会之后，她评论道：
“从未有立法提案如此胆大妄为，可同时它又几乎毫无价值。”
（过去75年里，军工厂排污导致霍斯顿河严重污染。）
在首次发布RDX致癌警告22年之后，环保局在2012年开展毒理学评估，重新审视化学品对人类健康的风险。
有观察这一过程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该机构似乎准备加强对RDX致癌性的警告。在巴里·莱文最初研究的基础上，环保局计算出了RDX的致癌斜率因子，这是一个专门的定量过程，用来测定物质致癌的剂量，通常仅对已被认为具有致癌性的化学物质进行实验。
1998年，环保局将RDX列入了水污染物列表。2008年，环保局规定全美自来水供应公司都要对水质作RDX检测。2013年，环保局发布正式文件总结RDX致癌性研究的情况：在这次有史以来最详尽的研究中，RDX被证明与两种物种雌雄个体身上的两种癌症存在关联。这一结果让RDX正式被列为潜在致癌物。
美国环保局有一个冗长的正规程序来对毒素进行审查，以确定哪些物质对人类有危险，以及有多少人可能面临这一危险。首先，环保局的科学家对已发表的研究进行搜集评估。这些文件随后被公开，机构官员根据反馈意见撰写早期的内部草案。
随后环保局对其他联邦机构（包括国防部）共享一个经过完善的草案，并根据这些机构的反应对文件进行进一步修改。经过二次修改后，这一文件才能向公众发布，接受外部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审查。这一程序反复进行，外部科学家有机会在最终报告发布前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对文件提出批评意见。
国防部在接受ProPublica采访时表示，它早在文件发布之前就预料到了环保局的调查。作为对策，国防部在最终报告公布前对一些相关研究进行资助，这些研究的实验结果对RDX的致癌性提出质疑。其中一项受资助的研究称普通土地中也含有RDX，试图以此为国防部开脱责任。在环保局所收录的新近研究中，国防部资助的研究占了很大一部分。
一篇文章认为，同行评议中所使用的预测RDX在小鼠器官中留存量的模型并不可靠。也有人指出在RDX暴露之后，小鼠基因并未发生突变。
“国防部尊重科学价值，对确保科学的发展和客观感到义不容辞。”前五角大楼总顾问泰勒说道。
2006年，军方毒理学家贡达·雷迪（Gunda Reddy）使用原始数据和相同的样本对莱文的RDX研究进行检查。结果发现癌症增加的比例比之前预想的更不明显。已发表近百篇论文的雷迪称这些癌症风险证据“模棱两可”。
此外，雷迪给小猪喂食RDX，以了解它们如何消化这些爆炸物质。雷迪在报告中称RDX没有在猪的肝脏中蓄积，而人们一般认为进食RDX会导致肝癌。2011年，海军医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在对此前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对RDX是否能在大鼠身上造成前列腺炎表示怀疑，她得出结论认为人们可以安全地摄入超过环保局建议剂量的RDX。
以上这些“RDX无害论”的研究均得到了五角大楼的资助，让人不免怀疑其中的利益牵连，但研究本身仍然不失其价值。环保局的克雷格指出，这些研究填补了人们对RDX整体认知中的空白——特别是对这一物质致癌性之外的影响——其中一些研究也通过了同行评议的验证。
（格兰德埃兰土地上的警示牌，警告人们此区域残留有未引爆的炸弹。）
但一些参与评议过程的科学家透露，五角大楼通过某种方式影响了研究结果。人们发现，五角大楼似乎不喜欢在啮齿类动物身上重复最初的实验，并且他们的研究结果出奇一致，均声称RDX没有那么危险。
“你总能以你的方式得到想要的结果。”曾在环保局执法部任职的弗兰克说。“多年来，科学进程本身一直遭受着来自国防部的腐蚀。”
正如莱文在作证时所预言的那样，国防部的研究人员再没有在老鼠身上重做RDX实验，以观察RDX是否会让动物患上恶性肝癌和肺部肿瘤。
雷迪在总结中写道，如果环保局没有放宽RDX标准，“培训和测试活动将受到不利影响，军队备战也将受影响。”此外，如果人们“人为地”给RDX制定低标准，“大量资源将被浪费在不必要的清污工作上”。
由毒理学家来进行军事评估，环保局的克雷格敏锐觉察出这一不寻常之中的猫腻。雷迪没有回应对此事置评的请求，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得出改变RDX标准会给军队备战带来影响这一结论的。
阿伯丁试验场陆军公共卫生中心的毒理学家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邮件采访中表示，那些猜疑五角大楼指示其所资助的研究捏造结果以摆脱环保局纠缠的说法过于简单化，且是不正确的。
“从没有通过规避实验来操纵RDX监管的策略。”他写道。“我们的想法始终是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便用最科学的手段来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
陆军军需品主管，同时也是爆炸物清理工作的负责人表示，陆军只是希望确保纳税人的资金不会被浪费道不必要的环境工作上。
“这是我们的义务。”他在7月份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花的是诸位的钱，我们得花的尽可能明智。”
军方长期以来一直认为RDX对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是尚未证实的，五角大楼资助的这些研究增强了这一信念。
2014年，环保局综合所有的研究之后完成首版内草案，接下来要进行不同机构之间的审议。受五角大楼所资助的那批实验的影响，草案语气宽松很多，不太可能导致严格的监管。
两年后，几经修改的评估草案公开发布，接受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审查。这个委员会有来自美国大学的26名著名毒理学家组成，草案中对毒物风险的轻描淡写立刻引起专家们的关注。
“为什么说致癌风险更低？”环保局RDX咨询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乔治·科布（George Cobb）说，他同时是贝勒大学环境科学系主任。科布在2016年底的评论中写道，莱文在30年前发现的小鼠肝脏和肺部肿瘤就已经是很严重的警告。“危害应该是……更高风险。”
另一位顾问，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公共健康教授史蒂芬·罗伯茨（Stephen Roberts）也批评报告中的分类不够准确，RDX被归类为潜在致癌物更恰当。
环保局认为，他们对RDX总体的评级大致不变，委婉的用词只是为了反应目前的研究状况。
（上图：Cornhusker军工厂的废弃厂房在1987年成为超级基金清理对象。下图：研究表明，水中的RDX可以累积在动物的肉中，当地饲养场的肉制品销往全国。）
但环保局公开的记录显示，从2013年到2016年，五角大楼及其同盟组织一直在推荐宽松的管理标准，同时推动环保局将更多新研究纳入考量体系，这些实验通常为RDX“洗白”，或者主张采用“证据权重”的方法。
“证据权重”意味着要吸收尽可能多的研究案例，并且不论研究质量如何，给予每个研究以相同的权重。由于五角大楼资助开展的许多新研究都“统一口径”认为RDX不会威胁健康，这种方法可能导致环保局最终降低RDX的危险评级。
梅尔尼克在提交给环保局的正式意见中指出，军方资助的研究是存心误导环保局降低RDX的危险性评级，他警告这一决定将“保护污染者，而不是保护美国公民。”
科布强烈建议环保局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独立重做一次1984年的莱文实验，并且应该在降低毒物危险性评级之前完成。
五角大楼称出于资金的考虑，他们从来没有重复当年的研究。约翰逊表示这样的研究可能是值得的，但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完成，费用在200万美元到300万美元之间。五角大楼称自己从来没有禁止谁重做该实验，只是目前确实没有闲余资金支持这一实验。
9月份，咨询委员会最终同意环保局对RDX“暗示性”致癌风险的描述，但同时也对环保局低估RDX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委员会警告称环保局对一些数据过于盲信，并提出一个比环保局数字高三倍的不确定性指数，指明其他一些风险，比如反复暴露于RDX对大脑功能的损害具有积累效应。
委员会还对环保局数据的完整性提出批评，这可能导致一些潜在?不良后果被忽略或严重程度被低估。环保局建议的安全暴露量无法解释某些案例中低剂量暴露引起的行为和发育问题。其他漏掉的因素还包括人们在曾暴露于RDX环境中的老鼠后代的脑中也发现了RDX，尽管后代从未接触过这一物质。
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也会被纳入到环保局的评估中，最终的报告预计在明年公布。
美国环保局毒理学项目的高级环境健康学家简·考德威尔（Jane Caldwell）批评环保局降低RDX危险性评级是政治苟合。她讲述环保局的毒理学家原本准备拒绝国防部的施压，但环保局高级管理人员选择了另一种态度。
（位于田纳西州金斯波特市的霍斯顿军工厂。）
环保局似乎突然之间变了样子，由原来的铁面执法变成了有话好商量。
一位亲自参与评审阶段的环保局科学家为外界讲述了环保局向军方投降的内幕。由于担心管理层的报复，这位科学家请求保持匿名。
在评审中，至少有10名毒理学家和统计学家对RDX研究中罕见肿瘤的重要性表示担忧，并建议将RDX归为潜在致癌物。在评议结果发表之前，环保局总部举了一次高层会议，十几位部门高官和管理人员达成共识，决定听取这些建议。
然而，几日后，这一决定就被颠倒过来了。
“国防部不会放弃战斗，而环保局对这场战斗不感兴趣。”这位科学家说。
去年7月，国防部环境清理负责人莫琳·苏利文（Maureen Sullivan）在五角大楼接受媒体采访，她没有明说五角大楼是否对环保局的结论感到满意，或者曾通过某些手段寻求特定结果。尽管她是负责成千上万污染点清理工作的高级官员，每年管理着40亿美元的环境预算，但她称自己对RDX法规并不在意。
“老实说，我没让部下对此做过评估，探究它对我们有何影响。”她说。
1982年，负责开发RDX的科学家之一的约翰·席安（John Sheehan）获得辛辛那提大学和美国化学学会的终身成就奖。几十年来，席安一直担心RDX的长久后果。
他认为自己的发明是“福祸兼俱”：RDX帮助美国应了战争，但同时也增加了战斗人员和无辜平民的伤亡。席安在获奖感言中谈到，希望人类能够遏制新武器的破坏性影响。
就在席安发表这番话的同时，RDX对美国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已经开始浮现出来。此后35年时间里，环保局一直努力调查RDX对环境和人体对危害并试图进行管理。
但环保局自身也是一个正在经历剧烈改造的机构。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任一年来，美国环保局大大缩减了其作为危险化学品监管者的角色。前机构官员断言环保局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与国防部对峙叫板。五角大楼大权在握，环保局今不如昔，最终承担苦果的只能是美国老百姓了。（孙文文）
本文来源：网易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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