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网易科学人栏目组
译者|孙文文
编辑|郭浩
1930年9月，德国迎来经济大萧条之后的首次全国选举。纳粹党赢得惊人的640万张选票——是两年前的10倍——和107个席位，成为国会第二大党。一夜之间，“纳粹”这个词所代表的形象从疯人院的激进分子变成某种令人尊敬的身份。
此时，爱因斯坦和很多人一样，仍认为希特勒的崛起不足惧。希特勒的急速上升反而坚定了他对德国团体政治的不信任，他认为希特勒和他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不会长久得势。在1930年被问及对这股新兴势力的看法时，爱因斯坦表示：“我不喜欢希特勒的见解。他趁德国萧条时期得势，一旦经济改善，他就不再重要了。”这位犹太科学家重申“短期内绝望的经济态势”和长期以来的“共和国幼稚病”是纳粹成功的原因。面对纳粹带来的压力，他提醒犹太人保持团结，不要有过激举动。
即便他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希特勒得势无法长久，但这个政治新贵背后所代表的政治形势变化却无法忽视。
德国重新恢复武装，军国主义在整个欧洲大陆复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被“凡尔赛条约”责令完全解除武装。得以保留的军队不足10万人，没有重武器，没有空军，军舰吨位也受到严格限制。德国人认为自己受到压迫和不公平对待，对条约束缚的逃避从一开始就存在。
这种整装再战的做法让爱因斯坦无法容忍。作为回应，他主张全欧洲取消对青年人强征兵役的制度——这也是二战后和平主义运动的诉求之一。“每一个慎思谨行的善良人在和平时期都不应以任何理由参与任何战争。”爱因斯坦在1928年写给英国反战组织的一封信中写道。
爱因斯坦的反战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坚定。1929年春，他写到：“人们必须采取主动才能避免任人宰割。指望政府的保护是愚蠢的。”次年，激进民族主义在欧洲进一步弥漫加深了爱因斯坦的紧张情绪和反抗立场。他对战争深恶痛绝：“我宁愿被肢解，也不愿参与如此卑劣之事。”
1932年晚些时候，爱因斯坦对德国仅存的一点幻想破灭。他原本希望民主的德国社会能够熬过经济萧条，不想纳粹终竟得逞。爱因斯坦拒绝向非理性屈服，他写文章做演讲，动员人们筹集资金试图力挽狂澜。但这些努力无济于事。
对物理学的研究让爱因斯坦有一种宿命论思想，认为个人生命的印记终将消失在浩瀚宇宙中。但这并不妨碍他进行抗争，仿佛他认为自己的作为能对事情结果产生影响。他曾如此回忆1931年在美国加州遇到风浪时的体验：“大海的壮观难以用语言形容，阳光波耀时尤其如此。一个人感到自己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相比平常，人在这时候更感到个体的微不足道，同时又为此欣慰。”
既然个体渺小如此，人们更有理由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事。对局势感到失望的爱因斯坦选择离开。12月12日，爱因斯坦和妻子艾尔莎从柏林出发前往美国。两人在火车站入口处拍下的照片显示出一对普通旅客的典型相貌。艾尔莎面露忧虑，似乎在操心行李，又好像在关心正在生病的女儿伊尔莎（Ilse）。爱因斯坦不动声色，略显严肃。似乎急于赶上火车而对摄影感到不耐烦。
（表姐艾尔莎是爱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
在前往火车站之前，爱因斯坦夫妇首先与他们在卡普斯的房子告别。两人或许在爱因斯坦的书房前驻足留恋，透过窗子凝视不远处的草坪和无叶树，然后检查门窗，两人之中的一个——可能是艾尔莎，平时家务总归她操持——锁上门。临走之际，爱因斯坦对艾尔莎说：“好好看看吧，你再也见不到它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宣誓就职，成为德国总理。这个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安全抵达加州帕萨迪纳。新环境没有旧地令人紧张的氛围，爱因斯坦在美国友人的友好关照下尽情玩耍。那张著名的爱因斯坦骑自行车的照片即拍摄于这个时期。照片中自行车前轮倾斜，似乎正在拐弯。科学家脸上洋溢的笑容暗示加州生活的无忧无虑。
（爱因斯坦在骑自行车）
当年二月初，爱因斯坦还写信回普鲁士科学院讨论薪水问题，语气好像他不久便会回到柏林。当时希特勒通过一系列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势。2月27日发生国会大厦纵火案，纳粹随即借机打击左派和其他反对力量，冲锋队和党卫军开始疯狂逮捕并打击任何对帝国有威胁的人士。
巧合的是，在国会纵火案的同一天，爱因斯坦写信给情人Margarete Lenbach，说自己正是因为希特勒而不敢进入德国。3月10日，爱因斯坦发表著名的“不回德国”声明：“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只会生活在有公民自由、宽容，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进而指出在当前的德国政权下，这些条件不存在，也不会存在。
这位名科学家挑逗性的声明引来希特勒政府的迅速回击。纳粹党媒《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一系列攻击爱因斯坦的文章，众多德国主流媒体亦蜂拥附和。一篇文章题为“关于爱因斯坦的好消息——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文中指责“这位沽名钓誉之徒竟然胆敢对德国指手画脚。在我们眼里他从来不算德国人，况且他也宣称自己是犹太人。德国大地上发生的事他永远也理解不了。”不久德国境内流传一个名为《尚未处决》的宣传册，将爱因斯坦同众多“国家公敌”并列。
相比这些谣言中伤，昔日同道友人的反目更让爱因斯坦痛苦。普鲁士科学院的杰出同行曾是爱因斯坦委身德国的原因，如今科学家们因政治观念不同而分道扬镳。1933年3月，爱因斯坦在前往比利时的船上草拟给科学院的辞职信，上岸之后，将辞职信连同放弃德国公民身份的声明一同交给了德国大使馆。
随后发生的事件标志德国官方同爱因斯坦的正式决裂。希特勒政府下令普鲁士科学院将爱因斯坦从学会除名，没想到爱因斯坦主动交了辞呈。负责此事的部长于是要求科学院对爱因斯坦展开批判，称“我们没理由惋惜爱因斯坦的辞职”。爱因斯坦的老友马克斯·冯·劳埃（Max Von Laue）对学院发表这样一份声明感到震惊，他在会上起身反对，在场的14名院士中只有1人站出来表示支持。爱因斯坦的另一位故友哈伯也随众人投了赞成票。哈伯是位投靠了纳粹党的犹太科学家，最终命运以悲剧收场。
哈伯和普朗克两位师友都因政治而选择对爱因斯坦倒戈。爱因斯坦私下写信给普朗克，澄清自己在外中伤德国的谣言，说自己只是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普朗克回信中将犹太人和国家社会主义视作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意识形态，称自己无意为纳粹站台，只想对国家保持忠诚。“爱因斯坦先生自己的政治行为葬送了他继续留在科学院的资格。”普朗克在会上说。他将分歧归结为爱因斯坦的政治理念，而非纳粹用于人身攻击的那些污点。
（普朗克和爱因斯坦）
整个1933年的夏天，爱因斯坦都在为反抗希特勒奔走疾呼。9月，他同丘吉尔会面。丘吉尔对希特勒的恶人本性心知肚明，但当时尚未掌权的他也拿不出什么对策。同月下旬，爱因斯坦对局势万分沮丧。“我无法理解整个文明世界对这一当代野蛮行径的消极反应。”他在一次采访时说。“难道世界不明白希特勒在试图发动战争吗？”
这番话暗示了爱因斯坦核心政治理念的转变，他一改被动的和平主义立场，号召欧洲青年武装起来同纳粹德国作战。《纽约时报》登载了爱因斯坦写给比利时一名反战者的文章。“直到不久前，我们仍可认为个人反战是对抗军国主义的有效手段。”他写道。但情况已发生改变，德国正不惜以各种手段发动战争。威胁和压力让爱因斯坦放弃此前一贯的反战立场。“在当前情形下，我不应拒服兵役。相反，我应该积极承担这一义务，为拯救欧洲文明而战。”
爱因斯坦倡议抵抗纳粹的巅峰是在1939年和1940年前后，他连续两次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建议美国抢先制造原子弹。1938年，两位柏林科学家奥托·哈恩（Otto Hahn）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ßmann）核裂变实验取得成功：用中子轰击铀原子引发核裂变，铀原子核中的能量与中子被释放出来。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能预见这一发现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裂变释放出更多中子，新的中子在一连串的级联反应中裂变更多原子……1939年春天，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核裂变可能催生足以将两平方英里地表夷为平地的恐怖武器。
在裂变实验被报道的头几个月，爱因斯坦并未给予足够重视。1939年夏天，核物理学家西拉德（Szilard）到访爱因斯坦在长岛的避暑地，随同前往的还有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 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 。三人向爱因斯坦阐述连锁反应的原理，连带着讨论了德国人使用铀制造武器的兴趣。意识到事态严重性后，西拉德撰写了一封信，由爱因斯坦签名后提交给罗斯福。10月份，罗斯福回信说他已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此事，并拨出6000美元的预算支持。然后这件事就仿佛石沉大海再无音讯。考虑到6000美元的拨款无异杯水车薪，西拉德让爱因斯坦第二次上书。1940年3月，爱因斯坦在给罗斯福的第二封信中写道：“自战争爆发以来，德国对铀的兴趣有增无减。现在我得知那里的研究在非常秘密地进行。”
爱因斯坦常被后世认作核武器的创造者。需要澄清的是，尽管爱因斯坦利用自己的声望两次敦促美国政府抢先研制原子弹，但他与核武器的发明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上书罗斯福的意义一方面确实促成了美国的核武器研发，另一方面也反映爱因斯坦政治信念的改变。要知道在1932年，爱因斯坦还热切辩称一个文明人不应杀戮。
（广岛原子弹爆炸造成14万人丧生）
他促使美国研制了原子弹，但美国使用原子弹又让他伤心。爱因斯坦后来称，“如果早知道德国造不出原子弹，我也不会带头倡议”。二战结束，爱因斯坦成为反核运动的领袖。他生前最后一次公众行为是签名支持罗素起草的全球核裁军宣言。对核武器意见的多次摇摆与他的核心立场并不矛盾。爱因斯坦从未动摇过他在1933年作出的判断，他认为希特勒是恶魔，必须被打倒。在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被彻底击败之前，其他更高尚的原则只能暂且搁置。
本文来源：网易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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