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王真 网易科学人栏目组
近日来，骇人听闻的换头术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大西洋月刊》撰文叙述了头部移植手术的来龙去脉，本文采访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任晓平和塞尔吉奥·卡纳韦罗等人、愿意接受手术的患者瓦列里·斯皮里多诺以及业界的相关人士，并整理了诸多资料，以客观的立场叙述了白鼠和猴子换头手术的过程和进展、换头术的理论基础和争议焦点、任晓平的生平、斯皮里多诺的病况、职业以及愿意接受手术的心理历程，详细描述了未来人头移植手术的实施步骤，还揭秘了任晓平及其意大利合作者卡纳韦罗之间的分歧，并追溯到首例心脏移植和肾脏移植手术的不堪过往。以下为文章内容：
实验中的老鼠如同白色的微型拉撒路（圣经中满身生疮、历尽苦难的乞丐，死后进入天堂），瘫痪后得以再次行走。
几天以来，实验用的小白鼠一直趴在手术台上。两名中国研究生通过显微镜对小鼠的脊髓进行手术。他们先是用极小的剪刀剪开小鼠的脊椎外壳，露出其中闪闪发光的脊髓组织。他看起来像码放整齐、红线穿插其中的白色矩形。两名学生剪断红线，那是一根动脉血管，并将其结扎起来。随后，一名学生用价值1000美元的超薄金刚石刀片切断了小鼠的脊髓，这样小鼠的后腿便失去了作用。
这时另外一名学生向小鼠的脊髓伤口上浇上了琥珀色液体，这种液体中包含了名为聚乙二醇的化合物。如同两名学生开始缝合小鼠的伤口一样，聚乙二醇也开始将神经细胞重新整合到一起。
两天后，小鼠开始能够行走，虽然后腿依旧是步履蹒跚。但相比于对照组没有应用聚乙二醇的小鼠来讲，它是幸运的，至少还能够活动自如。
如果聚乙二醇能够证实在人类神经中同样有效，这将是一个近乎奇迹的治疗方法：尽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人类已经在相关研究上花费了数百外美元，但依旧无法修复受损脊髓。而来自中国哈尔滨的外科医生任晓平因为相关研究已经闻名遐迩。
当然，修复脊髓仅仅是一个更为超前、更为大胆的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任晓平和一名意大利外科医生主持，从任晓平实验室上张贴的照片可以窥之一二。如果实验室手术台上的老鼠顺势抬起头，它可以看到三幅看似不相关的照片。第一张照片是黑白两只老鼠，其中白色老鼠有着黑色脑袋而黑色老鼠则长着白色脑袋；第二张照片是一只脖子四周被缝了一圈的猴子，像是戴了一条项链；而第三张照片则是一位瘫坐在轮椅上的瘦小俄罗斯男子。
三张照片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头。两只黑白老鼠看似经过了图片编辑工具Photoshop的处理，但事实上是任晓平的手术团队对两只老鼠实施了换头术，将每只老鼠的头嫁接到另一只老鼠的身体上。关于猴子的照片是任晓平的实验团队在今年一月份对猴子进行换头后拍摄的。现在，任晓平准备对人类实施有史以来第一次换头术，而坐在轮椅中的俄罗斯男子正是这次手术的主角。
任晓平的办公室坐落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8号楼，这里并不是一个宁静的研究之地。来自黑龙江各地的农民分沓而至寻求治疗，他们随意躺在席子上，在走廊上吸烟，在水池里洗衣服再用散热器吹干。上午8点，几十名患者乘坐电梯鱼贯而入。
在一片喧嚣和混乱中，出现的任晓平显得非常安静，甚至看上去有些胆怯。但其手术起来却非常认真，不见丝毫胆怯。任晓平出生于1961年的中国，直到30岁后来到美国。1999年，任晓平所在的手术团队曾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手移植手术。在手术的准备阶段，任晓平用猪不断进行联系，反复交换不同动物的前肢。任晓平于2012年重返国内，至今依旧保存着古铜色的猪耳朵奖杯，碑文上写着，“没有你我们做不到。”
在任晓平的职业生涯中，其对头部移植手术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传承的过程。早在1908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名外科医生就通过手术移植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头双头狗，其将一只狗的头嫁接到另一只狗的脖子上；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以及中国的外科医生合作完成了狗头移植的手术，最终这只狗成功存活了29天。据悉，这次手术恰巧就是在任晓平所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进行的，图书馆里还保存有当年的文献资料。
图2:1959年 苏联外科医生将一只狗的头以及前肢移植到另一只狗身上，被移植的狗活了23天，而受体活了29天
20世纪70年代，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位名为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的外科医生主持手术将几只猕猴的头进行了互换。当第一只猕猴醒来时，还企图去咬工作人员手指，这让所有研究人员欢呼雀跃。怀特并没有重新连接猕猴的脊髓神经，所以对于实验中的猕猴是否能够行走或移动尚不得知。但是，这些经过移植头颅的猕猴会进食，会用眼睛跟踪移动物体，而且其脑电波显示正常。
怀特是一个科学怪人，甚至在手术中还会叼着烟斗。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怀特在电视上的脱口秀节目中偶有现身，并试图招募能够参与换头术的志愿者。20世纪90年代，他甚至还前往了乌克兰基辅，与当地对换头术有兴趣的医生相见，但是一无所获，没有任何进展。在接受采访时怀特曾抱怨，“我们依旧在40年前止步不前。”他指出，目前人类对于神经萎缩、肌肉萎缩、偏瘫以及其他全身功能性障碍的治疗毫无办法。“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进行这项工作，那么再过20年、100年甚至于200年，我们还是会在原地踏步。”
怀特的乌克兰之行并非毫无用处，至少他让瓦列里·斯皮里多诺（Valery Spiridonov）对获取健康生命重新燃起希望。后者正是任晓平实验室照片中的俄罗斯人。斯皮里多诺现年31岁，患有一种被称为“沃尼克-霍夫曼症”的脊髓肌肉萎缩疾病。这种遗传性疾病会不断杀死大脑中的运动神经元细胞。自从出生以来，斯皮里多诺没有关于行走的记忆，他的活动仅限于进食、打字，通过操纵杆控制轮椅转向，仅此而已。他永远保持着右腿交叉过左腿的奇怪坐姿，整个颈部以下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吹瘪的气球。他的疾病是致命的，没有人知道他还剩下多长时间。据医生称，他早就该离世了。
图3:任晓平实验室中所展示的小鼠以及人类头部移植计划
斯皮里多诺是一位技术极客，在莫斯科以东的弗拉基米尔市经营一家教育软件开发公司。其对外骨骼等人体增强设备格外感兴趣。在二月份的一次远程采访中，他特别提及了一个朋友因伤致残后，装上了机器人假肢。斯皮里多诺指出，“他的情况向我们展示了技术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
斯皮里多诺也将自身康复的希望寄托在技术进步上，特别是在电视上看到怀特后，寄希望通过这种手术摆脱疾病痛苦。他回忆称，“切除自身所有的患病部位，仅仅保留头部。除此之外，我看不到其他能够治愈自己的方法。”
该手术预计将花费1000万至1亿美元，成本取决于在何处手术。此外该手术预估需要多达80名外科医生。任晓平的意大利合作伙伴曾表示，该手术最早或将在明年发生。毫无疑问，很多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都对该项目进行了猛烈抨击，甚至指责项目参与人员是一群发展垃圾学科、提高虚假威望的乌合之众。一位评论家甚至认为，如果病人在手术过程中死亡，那么相应的外科医生都应当被控谋杀。
但是不少研究人员也承认，该项目的实施也有一个科学基础。过去几十年是移植医学的黄金时代。新的外科技术能够连接更为脆弱复杂的人体结构，而功能强大的新药也可以有效消除排斥反应。目前除了心脏、肝脏、肾脏以及肺之外，外科医生还可进行子宫、声带、舌头、阴茎以及手和脸的移植。特别是手和脸的移植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它涉及肌肉、皮肤、肌腱、骨骼、软骨、神经以及血管等人体各种组织的移植。任晓平认为头部移植将是医学发展的下一个前沿领域。
目前，移植头颅对于外科医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与手指移植有所不同，其脱离人体后组织活性甚至可以保持数天。但对于大脑来说，失血几分钟便会对其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即便在低温冷却环境下，大脑机能最多也只能维持一个小时的时间。此外，外科医生还需要测试是否应用免疫抑制药物，以防止身体免疫系统攻击外来组织，目前还没有证据证实免疫系统不会攻击大脑。
图4:任晓平在实验中，准备切断老鼠的脊髓，并用聚二乙醇进行融合
而最大的障碍是修复脊髓，从而使得病人的大脑能够控制新的躯体。脊髓之外的神经可以再生，这就是为什么手或者脸的移植者还可以学习咀嚼食物或是绽放笑容，抑或是让手指伸展自如。但脊髓内的神经细胞就不具备再生能力，但诸如聚乙二醇等化合物可以将神经细胞进行融合。这种化合物可以溶解神经细胞膜，将不同细胞相互融合，从而在受损的神经细胞之间重新建立连接。这就是实验室的小鼠如何恢复行走能力。
而现实情况为手术的成功进行也带来了希望。一位是遭受滑雪事故的德国妇女，而另一位是被刀刺伤的波兰男子。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康复治疗，但二人依旧瘫痪。然而在经历手术之后，无论是使用了聚乙二醇还是组织移植，两位患者术后都能够使用学步车走路。这种手术有力证实了一点，人类在经历脊髓严重损伤之后，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再获行动能力。
意大利都灵神经外科医生塞尔吉奥·卡纳韦罗（Sergio Canavero）也在密切关注相关技术的发展。自从30年前对怀特有所耳闻时，他甚至于想拿自己的头做实验。而这些进步也带给他令人半信半疑的科学构想。2013年，卡纳韦罗提出了换头的构想，毫无疑问招致了普遍的批评。不过，他开始在媒体上宣传他的构思，并写信与诸如任晓平之类的志同道合者进行沟通。在电视上出现一天之后，卡纳韦罗收到了来自俄罗斯的邮件，瓦列里·斯皮里多诺想与他谈谈。
现在51岁的卡纳韦罗有一颗耀眼的光头和招牌式的咧嘴一笑，讲话中不时蹦出一两句俗语。其经常会使用香蕉或是意大利面条来解释脊髓神经的损伤和修复。卡纳韦罗认为头部移植是人类延长寿命的第一步。事实上，他把换头术称之为“头部接合冒险”，或者是向死亡和复活打招呼。
卡纳韦罗主要通过媒体推广其工作，这为大多数科学家所不齿。其批评者形容他是一个游荡于博客或技术网站的“妄想骗子”。“他总是口若悬河的略过重大问题“、”他的计划疯了“，甚至是”精心策划的慢性折磨和谋杀“。
图5：批评者认为卡纳韦罗的换头术计划“疯狂”且“妄想”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卡纳韦罗也是一位业务出众的神经外科专家，其发表了数十篇关于神经疼痛的科学论文。但在2013年之后，卡纳韦罗就致力于研究头部移植，与韩国外科医生C-Yoon Kim建立了合作关系，同时也向媒体宣传其换头术相关内容。
在卡纳韦罗的构想中，换头术将如同大多数移植手术一样开始进行。躯体将来自于一位脑死亡的患者，在征得家人同意之后，外科医生会将其推入手术室，并在坐姿情况下取下其头颅。与此同时，第二手术小组将对斯皮里多诺夫实施麻醉，在其血管中充入华氏50度的低温液体，以此延长脑组织的存活时间，但也仅仅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因此外科医生需要快速实施手术，以便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对大脑的供血。随后，外科医生将在斯皮里多诺夫锁骨之上，切断其气管和食道，同时用颜色标记其被切割的肌肉，以便于随后与新的躯体进行接合。
最后，外科医生将使用金刚石刀片快速切断两者的脊髓，这样斯皮里多诺夫与其躯体的最后连接也被切开了。
接下来是移植环节。此时斯皮里多诺夫的头颅将会由定制的起重机吊在手术室中，并通过魔术贴扎带(Velcro Strap）连接。外科医生将把两者的脊髓断口对齐并缝合，使用聚乙二醇把斯皮里多诺夫以及捐赠躯体的脊髓细胞融合。外科医生也将在融合处的附近植入某种电力装置，原因在于，研究表明，电刺激有利于在被切断的脊髓之间建立联系。
与此同时，另一个医生团队正启动接合头部和身体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时间弥足珍贵，向斯皮里多诺的大脑输送血液是当务之急。在那之后，医生将接合脊柱骨、气管和食道，随后是连接用颜色标记过的肌肉。一项重要步骤是把携带大脑信号的神经与心脏和肺部肌肉连接起来，这样斯皮里多诺的新躯体才能呼吸并调节心跳。
手术开始后36小时，获得新躯体的斯皮里多诺夫将被推出手术室，并保持竖直的坐姿。起初，机器将帮助他呼吸、让他的血液流动。他的头部和脖子被锁定在颈托中，医生将使用巴比妥类或其他药物让他处在昏迷状态中。但几周后，一旦医生发现他出现运动恢复的迹象，他们就会逐步减少药量，让他清醒过来。
手术成功的首个迹象是斯皮里多诺夫睁开眼睛或动动嘴。但医生会密切关注其它颈部以下的自主运动，例如，看看他能否弯曲手指或脚趾。医生们希望观察到大脑发出的运动信号跨越脊髓经切断又接合后的巨大障碍以让新躯体复活的迹象。运动信号是斯皮里多诺夫的意志在电信生化层面的体现。
任晓平的手术方法与卡纳韦罗略有不同，两人对科学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任晓平更为谨慎。虽然他认为卡纳韦罗很有才华，但他似乎被卡纳韦罗的一些举动激怒了。
例如，卡纳韦罗声称该手术的成功几率“高于90%”，并承诺，斯皮里多诺夫在术后将恢复走路和性行为的能力。任晓平绝不会发表如此明确的言论。当卡纳韦罗对外公开猴子头部移植手术的照片时，任晓平也并没有感到激动。他并不避讳谈及这场手术，他向采访者展示了实验室中的猴子头骨——头骨是棕色的、略带粘性，仍与软骨连接。但他知道，与灵长类动物相关的研究是十分敏感的，卡纳韦罗公开的照片引发的又大多是负面的关注，这让他的生活备受困扰。
对手术的实施进度，他们也产生了分歧。卡纳韦罗首次对外公开手术计划时，声称将在2017年后期进行手术，地点很可能定在中国。他希望在圣诞节前后实施手术，因为神的力量或许会支持他。但他最近又承认，他的团队或许需要更多时间，因为中国政府还未给予批准。但他坚持，两年内获得中国或某个其它国家的政府批准后，他们有望成功完成手术。
任晓平负责大块的实际研究。他拒绝对手术日期做出具体承诺，他表示，在2017年后期做手术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项初步实验都进展顺利后才能够实施换头手术。他的团队仍然需要从数百只老鼠身上收集数据，对更多体型更大的动物（很可能是狗）展开移植实验。任晓平也打算在最终测试中使用人类尸体，即交换两具已经脑死亡的人体的头。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数月，或者数年。任晓平参与的首次手部移植手术的前期工作历时两年，参与该手术的有20名外科医生，而不是80名。
斯皮里多诺夫也不希望尽快接受手术。他对科技和卡纳韦罗的信念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他依旧持审慎的态度，他表示，他并非报名接受一场“昂贵的安乐死”。他说，“只有看到接受手术后的猴子或老鼠能够移动并存活数月、数年时，我才会接受手术。”
迄今，任晓平的团队实施动物头部移植手术仅仅是为了证明相关理论的可行性，他们通常在手术后的一天内就对实验对象实施安乐死。未来的实验将延长这些生物的存活时间。更重要的是，神经科学家们不断地发起质疑。我们以几个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为例：聚乙二醇能够融合动物的神经细胞，但没人知道在人类体内能够实现重新接合的细胞比例是多少。此外，没人知道这些细胞在融合后能否正常发挥功能。对于要融合哪些细胞，医生们没法控制，因此原本控制双腿的神经细胞有可能最终和控制胳膊的细胞融合在一起。
对于每项异议，任晓平和卡纳韦罗都能够通过援引某项实验来证明，未来他们能够克服这些问题。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人体脊髓中某些细胞未受损的比例仅余20%，依旧能够执行基本的运动功能。因此，哪怕聚乙二醇未能融合五分之四的神经细胞，手术仍然有可能成功。而且，人类神经系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在针对胳膊神经受损的人展开的实验中，医生把胸部神经转接肱二头肌中，患者最终学会了移动手臂。通过练习，大脑或许能够克服被融合神经纤维的某些不协调现象。
在读完大量的科研论文后，我们可以想象斯皮里多诺夫在等待这般机会20年后，是如何艰难地或是迫切地说服自己同意接受这种手术。然而，虽然头部移植手术中每个步骤都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但每步的实施都相当棘手，而且外科医生需要在“终极手术”中准确无误地执行每个步骤，否则就可能导致患者丧生。这就好比奥运会中让花样滑冰选手连续完成六个三周半跳跃以及一个后空翻。不论这名选手多么出色，但观众还是会为她捏把汗。
从技术层面来探讨换头术，我们不应该错过一个关键的问题：哪怕这些尝试者能够成功完成手术，执行这类手术的必要性何在？
《大西洋月刊》的记者来到哈尔滨的前一周，香港的一名记者发表了一则小报报道，称任晓平是“中国的科学怪人”。当任晓平接受《大西洋月刊》记者的采访时，他拿出了这份报道，其中有一些词语被他用笔标记成黄色。他一个一个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认可这些词：可怕、遮遮掩掩、令人憎恶、丧生道德良知。他似乎对这篇报道很感兴趣，接下来的数天采访中，他提及这篇报道的次数多达8次。
鉴于社会对该研究的敌对情绪，哪怕只是与之沾上一点关系的相关机构或个人也持有着谨慎的态度。当卡纳韦罗和任晓平去年秋天向《外科手术（Surgery）》杂志提交了有关大脑存储和脊髓接合的三篇论文时，《外科手术》的联合编辑迈克尔·萨尔（Michael Sarr，他是梅奥诊所的一名退休外科医生）采取了让编委投票这种不常见的做法来决定是否发表这些论文。编委中有三分之一投票表示应拒绝接收这些论文，三分之一愿意接收，而剩余的三分之一持中立立场。《外科手术》最终在今年7月份发表了这些论文，但发表的目的仅限于探讨相关技术能否成为外伤性脊髓损伤的潜在治疗方案。也就是说，杂志编辑们不想担上认可头部移植的骂名。萨尔表示，“仅仅想象一下所有伦理学家对此的疯狂争议就足够了。”
这并非首例：历史上几乎每次器官移植的新尝试都遭遇过激烈的反对。或许我们会觉得卡纳韦罗草率而鲁莽，但器官移植领域的开先河者何尝不是如此？严格意义上说，实施了首例人类心脏移植手术的南非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Christiaan Barnard）害死了首名器官捐赠者，她是一位脑死亡的女性。他未经她家人的同意就把她的生命维持系统移除，并向她注射了钾剂导致她被判定为“法定死亡”。而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只活了18天。理查德·劳勒（Richard Lawler）虽然成功地实施了首例肾脏移植手术，但他不仅被某些领域的人排斥，还得忍受国家泌尿组织的谴责。最近，脸部和手部移植引发了外科手术界的两极分化。批评者认为，这种手术丧失了道德良知，因为这类手术无法保证一定能拯救生命，而且接受手术的患者将不得不服用免疫抑制药物，这将提升患其它疾病的风险。还有些人预言，面部移植手术会对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捐赠者的家人可能会跟踪接受换脸的患者，买卖美丽面孔的黑市可能会因此兴起。但事实证明，面部和手部移植手术具有一定的成功概率，不过仍存在不利的方面。
乔治城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和神经伦理学家詹姆斯·佐丹奴（James Giordano）认为，头部移植手术不会取得成功，甚至不可能实现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他指出，在从伦理道德层面判断这类手术时，需要考虑历史背景。他说，“我认为，这类手术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快速发展的实验医学的进展轨迹，有些人说，‘这如此前卫，如此怪异。’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怪异。或者至少不比心脏、肾脏和脸部移植手术刚问世时那么怪异。我们只是长久以来并未严谨地考虑过头部移植手术的可行性。”
也许对佐丹奴而言最重要的是，斯皮里多诺夫没有其他治疗方案可选，并在知情的情况下同意接受手术。不管怎样，斯皮里多诺夫了解手术的风险，并且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退出。对于佐丹奴，这一点对判定这类手术的伦理意义很有帮助。
当然，许多伦理学家不同意他的观点。霍华德大学的哲学教授和生物伦理学家阿斯雅·帕斯卡勒夫（Assya Pascalev）如是说，“仅仅因为有人同意接受伤害，并不意味着给予一名外科医生伤害个人的权利。我支持奴役制并不意味着你有权剥夺我的自由。”
手术的费用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单单在美国，每年遭受脊髓损伤的患者就有1.2万人，但很少有人承担得起头部移植的高额费用。而且他们需要的是治疗自身患处的方法，而不是新的躯体。为什么不把头部移植所花费的千百万美元资金用来研究能够让更多人获益的治疗方案？卡纳韦罗认为，对头部移植技术的完善将有助于治疗脊髓瘫痪者，但一名批评家把这种做法的飘渺性比喻成还未着陆火星就打造星际飞船。
俄罗斯政府尚未同意支付手术费用，因此斯皮里多诺夫正在寻求捐款，他通过在网上出售帽子、杯子、T恤和iPhone手机壳来筹集资金。这些商品上印有代表他的脸和新躯体的标志，其中还画着结实的肱二头肌。但销量一直低迷，斯皮里多诺夫知道他将无法靠自己筹集到足够的钱。卡纳韦罗希望与美国研究者合作以赢得麦克阿瑟基金的1亿美元拨款。此外，他还计划请求马克·扎克伯格等科技界的亿万富翁来为手术买单。如果这些方法都行不通，再加上如果中国政府资助这一研究项目，那么斯皮里多诺夫将在手术预约队列中被一名中国患者赶超。任晓平说，大约10名有意接受手术的患者已与他接触。一名年轻人的器官因肿瘤转移而千疮百孔，他乘坐火车从177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自哈尔滨，只是为了敲任晓平的门以了解手术情况，现在他开始讨乞以筹备手术费用。
这个手术可能在中国实施，这也引发了一些伦理学家的担忧。比起西方国家，中国在医学研究上给予科学家更多的自由。例如，中国对研究克隆技术的限制力度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例如，中国科学家使用CRISPR对无法存活的人类胚胎进行基因改造的研究遭受了不少批评声音。不过一些西方科学家对这种自由度表示赞赏。
帕斯卡勒夫指出，如果现在提交申请，头部移植手术无法在美国或欧洲获批。她说，理论上来看，若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卡纳韦罗是欧洲人，任晓平已加入美国国籍）在国外做手术，“要受到西方国家标准和法规上更严格的限制。但是，同文化一样，国外不同国家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并不相同，因此最终就要靠研究者的良知了。”
如果头部移植手术成功，这将重新点燃数百年来对精神、大脑和人体之间的关系的争议。“你”是否单指寄居在大脑中的自己？人格是否取决于你的躯体？
手术也将引发伦理争议。移植后的躯体会产生卵子或精子，而头部移植者在手术后生育的孩子与他没有血缘关系，而是与躯体捐赠者的家人拥有血缘关系。那么捐赠者家人是否拥有探视权或抚养权？头部移植者的配偶在与他发生性行为时是否属于通奸？
最深刻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是，接受移植者在手术后的自我认同感是怎样的。除了医疗价值，参与实验的动物对人类感受这方面的研究是帮不上什么忙的。我们可以监控动物的大脑活动，但获取的信息仍然有限。动物是否会产生满足感、困惑感和痛苦？任晓平拒绝对实验室中的生物展开这方面的猜测。但他向采访者观看了一段没有对外公开的视频，视频记录了接受头部移植手术的猴子的状况。采访者认为，看起来，猴子似乎并没有在思考，或说已丧失了感觉。当有人用镊子戳它的眼睛时，它会眨眼。任晓平表示，它还会咬人。但实际上它看起来有些紧张。当采访者问及手术后猴子活了多久（有报道称活了20小时）时，任晓平让视频停止播放，再次找出上述的香港小报报道。
图6：去年斯皮里多诺夫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与卡纳韦罗、任晓平等外科医生会面，此前卡纳韦罗向美国神经学与整形外科医生学会提交了相关的头部移植计划
科学家们不得不通过并不完美的替代品来展开对被移植头部的心理状态的研究。一些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能够很顺利地适应新的物理形态。通过精妙的实验，神经科学家能够通过志愿者和头盔摄像头获知志愿者的亲身体验，并创造让志愿者进入不同体型或性别的身体中的假象。一些实验甚至能让人感觉他们拥有三个胳膊或匹诺曹的鼻子。
不过，这类实验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而不是现实世界，并且只持续数分钟的时间。还有证据表明，我们对身体的自我感觉并没有那么高的可塑性。许多被截肢者出现被截肢体依然存在的幻觉，亦称幻肢。一些人失去了牙齿、乳房、子宫、阴茎和结肠后，依旧感觉到这些器官的存在。这表明，人脑对躯体拥有一种定型了的内在感官，这是一种抵制躯体发生剧变的“精神支架”。更令人困扰的是，幻肢常会引发真实的痛苦感受——绞痛、刺痛或难以抑制的灼烧感。如果斯皮里多诺夫从手术中醒来后，全身都感觉到幻肢所引发的这种痛苦，作为神经疼痛专家的卡纳韦罗有信心解决这一问题。
或许最有趣之处在于，新的躯体可能会影响更高层次的大脑功能。不同躯体拥有不同的激素浓度，这会影响性欲、食欲等欲望，进而影响人的个性。一些研究已经把睾丸激素和雌激素水平与攻击性、冲动行为以及甘冒金融风险的倾向性联系起来。还有研究发现，不同人体内种类和含量大不相同的肠道细菌会通过释放某些化学物质来影响我们的情绪。
回忆也可能会发生改变。如果一名钢琴家最宝贵的回忆是弹奏肖邦的曲子，这些都是内显回忆，其中有一部分是与她的双手相关联。如果把她的身体替换成一名会计的身体，那么这些回忆可能在她手术苏醒后就会尽数消失。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运动员：他们对肌肉记忆的依赖性很大，这种记忆使他们的大脑和身体能够实现精确的协调合作。替换躯体将破坏这种精确感。研究发现，许多运动员在受伤或瘫痪后感觉自己不再是同一个人。
事实上，我们都亲身体验过诸如此类的感觉消退。想想关于自己的那些深刻回忆，那些强烈的喜悦、羞耻或是恐惧。通常情况下，你能感觉到那些记忆发自内心，像一根刺、一种剧痛或是一波汹涌而来的大浪横亘在胸间。但进行了头部移植之后，这些反应都可能不会再存在。根据霍华德州帕斯卡勒夫的说法，“你所习惯的体验，或许都将不会再发生。”
此外，拥有另外一个人的躯体，想想也会让人有些毛骨悚然。问问克林特·哈勒姆（Clint Hallam）就会知晓这一切。任晓平在美国工作时的手术团队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例成功完成人体断肢再植的，但世界上第一例手部移植手术发生在法国，而哈勒姆正是这例手术的患者。术前哈勒姆假冒自己是在事故中失去右手的澳大利亚商人，但事实上他是于1984年在新西兰监狱服刑期间被圆形锯夺去了右手。1998年，法国里昂的外科医生花费14个小时的时间为其进行了断肢再植，将一位摩托车手的手移植给了哈勒姆。但这只来自于尸体的手让哈勒姆时刻怀揣不安，最终他停止服用免疫抑制剂，而医生不得不于2001年再花费90分钟对其进行了截肢。
如今，在手术前几个月，心理学家就会对手部以及脸部的移植者进行筛查和心理干预，以避免哈勒姆式的悲剧重演。在术后，治疗师也会提供相应的支持。但是，对于头部移植上没哟先例，对于患者来说其在康复过程中要时刻面对身份认同问题，而且这种头部移植手术是不可逆的。
在帕斯卡勒夫看来，头部移植后的人既不是头部保留者，也不会是躯体捐赠者，而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头部移植手术并不会保留瓦列里·斯皮里多诺夫的全部生命，而是帮助他创建了一个新的生命。当然，这种新的生命形式与其原有生命有着无法分隔的密切关系。但在医学、心理学、甚至于精神，这种生命都将是全新的存在。帕斯卡指出，“它超越了我们曾经的设想。这里的‘我们’是指我们全人类。”
但斯皮里多诺夫对于术后心理等风险并不太担心，以新的身体醒来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他的残疾，斯皮里多诺夫将自己的大脑等同于自己的全部人格。“对于我来说，躯体就像一台机器，只是能够支持我活下去的东西，”斯皮里多诺夫表示，“移植手术并不是哲学问题，而仅仅是一种康复机制。”斯皮里多诺夫似乎认为，获得一个新躯体等同于获得一个新轮椅。
尽管如此，媒体的大肆宣传还是对负面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手术的不确定性，让斯皮里多诺夫也有些疲惫。“我真的感觉很累。这种现状让人疲惫不堪，白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斯皮里多诺夫表示。
实事求是讲，斯皮里多诺夫对于其新躯体并无太多幻想，部分原因是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可以控制新的躯体。他是否会像任晓平试验中的小白鼠一样醒来，步履蹒跚？他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他的新躯体是否会更差？
斯皮里多诺夫有一个梦想：拥有一辆摩托车。他甚至已经选好了款型，一款156马力的黑色跑车。他想象自己乘风前行，越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山川河流，或是意大利的广阔海岸。
听其所述，他的梦想是如此的不顾一切。他也被问及是否对这种手术感到害怕。毕竟，医生自己也不知道头部移植手术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怕？令人振奋？抑或是其他什么情况？没有人知道。
但是斯皮里多诺夫说，他不害怕。“我想快点进行，然后我们就会知道需要面对什么。”他笑了起来，“先行动，然后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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