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可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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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科学可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吗？

美国的科学作家、《科学美国人》博客作者John Horgan采访了与他同名的另一位爱尔兰心理学家和恐怖主义专家John Horgan，后者生于爱尔兰，并在科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在是麻省大学洛厄尔分校恐怖主义和安全中心的主任。

他花了超过15年的时间来采访很多以前的武装分子，并以此来了解他们为何成为恐怖分子、又是为何脱离恐怖主义的。他著有六本关于恐怖主义的著作，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其它机构也向他讨教。以下是两位Horgan的问答对话，提问的是科学作家Horgan，回答的是恐怖主义专家Horgan：

问：你为何专注于恐怖主义研究？

答：最初是巧合。我在科克大学念书时修读了一门社会心理学的课程。有一天，Max Taylor教授（知名的恐怖主义研究专家）教了我们关于权力服从研究的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s）。平凡的开始往往可以产生极端行为，这一观点对我震撼很大。下一节课上，Taylor教授继续讲解在恐怖组织内部同样如此。我对此着了迷。

问：你如何定义恐怖主义？

答：非国家组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以达成政治上的改变，并在实施过程中以手无寸铁的平民为攻击目标。

问：有些评论家，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译注：诺姆•乔姆斯基是美国左派的领军人物）认为美国才是恐怖主义。对此你作何评论？

答：很多政府、甚至大部分政府在某种情况下都干着和我们称之为“恐怖主义”类似的事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当国家这么干，或者我们知道他们这么干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国家资助的恐怖主义”，甚至“战争罪”。一般而言，恐怖主义这个标签只适用于非国家的组织。有些人拒绝这样使用这一标签，对此我并无异议，但鉴于我们一直在讨论恐怖主义，因此最好还是统一一下。我所专注于研究的是非国家组织的恐怖主义。当我告诉别人我研究恐怖主义的时候，他们总是问“这个国家或是那个国家的行为要怎么算？”其实有别的人专门研究这个的。要想完整地理解恐怖主义行为，一定要研究那些声称自己在反恐怖主义的国家的行为。不管是“恐怖主义国家”还是“反恐怖主义国家”，都把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建立在对方的行为之上，而且用这种方式来动员各自的人马。

问：对于恐怖主义，人们是否有某些潜在的误解呢？

答：太多了。现在有一种想法认为，要防止恐怖主义，我们先要防止极端主义。这一假设看似可信，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它，但它的科学性并没有得到确认。有极端观点的人远比参与恐怖活动的人多得多，而不少参与恐怖活动的人（我们常常忘记这只是很小一部分人而已）最初并无极端思想。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不少恐怖主义者是在他们加入恐怖组织以后，经过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才有了极端思想的。我对参与恐怖活动和产生极端思想二者的时间先后顺序还不完全了解，但决策者往往不经过严肃的分析和研究就马上作出判断，其速度每次都会让我感到吃惊。

问：有没有某种心理学模式（例如心理研究、进化心理学、行为学等）对理解恐怖主义有帮助？

答：我的内心深处是一个行为心理学家。我相信我们现有的理论工具能发展出关于恐怖行为的科学，但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并不能囊括恐怖主义的研究。精神分析学的解释曾在19世纪70和80年代风靡，进化心理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包括组织行为、创造力和人们如何及为何离开某组织等的研究领域）也提供了一些非常有创见的想法。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少数几位心理学家已经做了非常漂亮的工作。如果我们可以鼓励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展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十年后我们就不会像如今这样，每次出现危机时，就问同样的老掉牙的问题，并得到那些老掉牙的回答。

问：人们成为恐怖分子，尤其是自杀式恐怖主义分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基本上有大的事件和小事件的共同作用，有人称之为“推力和拉力”（“push and pull”）的因素。大的事件包括：疏离感、共同的愤怒（例如对于某外交政策的愤怒）、挫败感、幻灭、感觉成为某种行为的受害者，或是他人的不作为，正如叙利亚的情形。小事件则包括人们认为成为恐怖分子的好处，例如冒险、激动人心、同志之情、归属感、成为一个大事业的一部分等等。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只是问为什么，而且要问他们如何成为恐怖分子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招募者用了如何的策略。能干的招募者会想方设法拉人加入，例如说服他们为保护其他人而进行抗争是他们的应尽的责任，或者告诉年轻人们他们如果不加入就只能在家中坐以待毙，参加恐怖主义是他们逃离被羞辱和被牺牲的唯一出路。极端主义，以及极端主义与招募恐怖主义分子的关系（和我们对它的反应）是不断在改变的，今天一个人加入恐怖主义的和三年前一个人加入恐怖主义的原因可能截然不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哪怕是改邪归正、愿意分享他们经历的恐怖分子也不一定搞得清楚。这些年里我一直努力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但一直都没能回答上来，最终发现，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方法来思考和讨论其动机。

问：你曾写过关于“脱离”恐怖主义的文章。如何鼓励人们脱离恐怖主义呢？

答：在恐怖组织里，“幻灭”的情况之普遍已经到了让我震惊的程度。新招募的恐怖分子往往会发现，恐怖组织里的现实与吸引他们参加恐怖主义的理想有很大的冲突，心理上一种被骗了的感觉迅速开始蔓延。这些新人必须要想办法处理这种幻灭的感觉。他们可以默认这一矛盾并继续前进，接受那些意识形态上的内容并在同志之情中寻求慰藉，或者内心不断地在暗地里挣扎直到有机会逃走。一些恐怖分子称在他们脱离恐怖主义很久以前就已经幻灭了。他们处在一种“窒息”的状态中，一方面害怕被报复（无论是被恐怖分子还是国家报复），另一方面害怕他们的“幻灭”被身边的人发现。我认为，我们不仅需要为那些正在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人提供出路，也要及早帮助那些深陷其中、但渴望脱离的人。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较为轻松的选择，而我认为这可以降低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应该更多地展示一些悔过的前恐怖分子的例子，他们的现身说法最能够可信地降低恐怖主义宣传上的诱惑。

问：伊斯兰教会更容易让教徒成为恐怖主义分子吗？

答：正如谈“恐怖主义”一样，讨论伊斯兰教和恐怖主义的联系总会得罪人。现在的舆论非常两极化：一边说要理解恐怖主义，只需要理解伊斯兰教就行了，另一边则认为这两者完全无关。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我固然认为伊斯兰教——或者更广义地说，宗教意识形态的作用，作为在政治暴力中的动机被过分强调了，但宗教在维持对某个群体的忠诚和继续参与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伊斯兰的教义不仅被用来做某些行为的挡箭牌，也可以使某些手段正当化。但这并不限于伊斯兰。我认为任何一个“信徒”都可以通过宗教箴言来合理化他们（以及他人）的行为和他们的处境，并从中获得极大的慰藉，但往往只有不加鉴别地接受宗教意识形态才和恐怖主义相关联。这就是我认为新信徒往往更容易被恐怖分子招募的原因：当招募者试图动员年轻穆斯林参加恐怖主义的时候，年轻人没有深入的宗教知识来反驳招募者的惯用辩词。

问：我们如何减少如查理周刊事件这样的屠杀？

答：这个不好回答。人们一定会谈到我们应当防止极端主义、更好地让穆斯林融入社会等等，但哪怕在这些方面都取得成功也不能阻止恐怖主义的发生。我们似乎并没有明白，尽管恐怖主义的威胁看起来很大，但恐怖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可以被“打败”的东西。恐怖主义事件其实极少发生。对我而言，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社会对于恐怖袭击的耐受力非常差。个别国家有成功面对恐怖行为的案例，例如Anders Breivik袭击事件后的挪威，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恐怖袭击而改变。有一些恐怖主义袭击（例如孤狼袭击）比人们想象的更容易发现。尽管查理周刊事件可能幕后还有黑手，但我认为多数人并不愿意承认，要发现和防止所有的恐怖袭击事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问：政治科学家John Mueller认为美国对911事件反应过激。你作何评价？

答：我同意这一说法。

问：如果奥巴马总统请你对反恐提出建议，你会说什么？

答：对于这个问题，奥巴马总统肯定已经收到过很多建议了。但没人告诉他的是我们需要长期的投入，这样才能避免每次只在危机来时才发狂似地制定各种政策。我们需要一个像曼哈顿计划那样的大工程来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并持续地投入资金开展更多的心理学研究。当然，我处在这样的位置当然会这样说，但我是认真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现在用“民间心理学”来解释我们遇到的现象的状态。心理学有极大的潜力让我们了解恐怖主义，并提供减少恐怖主义行为的策略体系。的确，心理学的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其它学科在没有清楚上下文或限制的情况下所滥用，尤其是政治学。虽然如此，当危机发生时，首要的问题总是与心理学有关——一个人为何以及如何成为恐怖分子？如果我们能够阻止它的发生，要如何去做？

问：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世界再也没有恐怖主义？

答：只有当恐怖主义组织从我们对他们的反应中意识到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无效也无吸引力的手法时，恐怖主义才会彻底消失。要做到如此，需要政府掌握道德高地、基于证据组织行动，还不能落入恐怖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所以，答案其实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完全摆脱恐怖主义。

本文作者：约翰∙霍根（John Hogan）是一名科学作家，也是《科学美国人》博客作者，爱好冰球。霍根任教于斯蒂文斯理工学院，著有四本书，包括《科学的终结》(The End of Science，Addison Wesley, 1996)和《战争的终结》（The End of War，McSweeney's, 2012）。（撰文：约翰•霍根（John Horgan）  翻译：傅斓  审校：丁家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