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宙：不主张运营商转型成服务商

网易财经9月9日讯 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今日在大连召开，王建宙在论坛演讲上表示，电信运营商要向互联网运营商学习，电信运营商也要互联网服务，这是对的，但是我不主张说电信运营商要转型成为服务商，这种电信公司都变成像谷歌、像百度一样的服务商，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他们可以互相跨界，但是他们提供的是不同的功能。

他表示，通过实现股份所有制以后改变国企设立的机制，就更加的强调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对国企来说能够使它的机制更加市场化。如果实现了混合所有制，所有的只是在股份多元化方面作出了变化，而所有机制跟原来一模一样，这样就没有起到作用。我们调查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已经实现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有的市场化程度很高，有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但最后它的结果相差是很大的。今天的国企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来取得资源，而不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来取得资源。

同时，他还称，其实我看美国，包括上届达沃斯，大家都文过其领导你拿多少工资。说句老实话，大国企、大集团它的负责人对这个是不太在意的，真的是不太在意的，他要领导几十万人的企业，每天想的事情太了多，对他个人薪酬高、薪酬低的问题，多也干、低也干，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不光是国企，我看好多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在国际上他拿1块钱工资的也有，只是上市公司意思意思的拿1块钱公司，就是刚才我说了，一说国企改革就是国企改革补了，一说国企改革就是领导人你现在拿多少的薪水，我觉得这个本身只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方面，不是他的全部。

以下是发言实录：

王建宙：我简单说三点，第一点，我觉得信息技术还在发展，我记得2015年有一个作家写的《世界是平的》，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他说推动世界变平有10个驱动力，他列举了10个驱动力，现在10年过去了，中间经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唯独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停止过，我随便就可以再加10个，这是在他的书里没有说的，我可以随便再加新的10个驱动力，智能手机、4G、社交网络、云计算、3D打印、机器人、物联网、在线交易、互联网金融、大数据。所以说现在不是说市场的需求减少了，而是市场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新常态下的我们必须看到的。这些新的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条件，又给我们的大众创业提供了足够足够的空间。

第二点，我们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新的生态环境。以前我们都说，这是MIT的人员提出的竞争理论，叫做企业的价值链。企业的价值链强调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是由各个环节组成的，只有价值链协同的工作才能形成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以企业为中心，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经典理论，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现在一直在用。但现在我觉得在新的情况下发生变化了，今天我们强调的又出现新的概念，叫生态系统，叫商业生态系统，不是强调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他强调的是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来的，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强调的是自然界和各种生物之间的一种协同关系，形成了共同成长的关系。我们今天在创新当中，按照我们新的常态，我们也要更加关注这种商业的生态系统。我还要说到我的老本行，因为别的是我外行。

比如很多人说，手机短信也减少了、话音也减少了，是不是将来就不需要运营商了，我说正好相反，虽然话音下降了、短信减少了，但是你没看到数据增加了，几年之前大部分的中国用户用的是每个月5块钱30兆的数据流量套餐，而今天中国的4G牌照发的还不到2年，用户已经2亿多了，2亿用户平均每人每月的数据流量是700兆，从30兆到700兆才花了几年的时间，这当中就包含了很多商机。所以我不赞成说OTT，就是互联网的服务商和电信的运营商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我觉得完全是一种互相推进的关系。

第二，电信运营商要向互联网运营商学习，电信运营商也要互联网服务，这是对的，但是我不主张说电信运营商要转型成为服务商，这种电信公司都变成像谷歌、像百度一样的服务商，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他们可以互相跨界，但是他们提供的是不同的功能。

最后一点，在新常态下创新的路还很长，现在创新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还是要说手机，大家看最近过去的两年是中国手机大发展的两年，我说的是手机制造，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手机出现了一大批中国品牌的手机，而且不是一家，而是好多家并驾齐驱的，以前我觉得全世界才没有几家手机制造商，现在中国就几十家，如果小的有几百家，但现在看起来这并不是坏事情，中国那么多多家，每家都有市场，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我们已经从组装变成了上下游生产都有自己的能力，大量的元器件都是由中国生产了，而不光是组装，连手机的芯片都已经有中国的企业来生产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它直接的影响就产生了一批中国的品牌，同时把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大的下降了，很难设想你的1000块人民币、100多美金的智能手机是4G的，它具有各种各样的功能，这是创新取得的很大成绩，但是路还很长。

还是说手机，那么多手机、那么多品牌也卖的很好，但是他们大多数手机用的是同样的操作系统、同样的芯片、同样的元器件，所以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几乎很难区别这是哪一家的产品。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向深度来加强我们的研发，要进一步的加强研发，甚至我们可以开发新的操作系统。第二，还是要有耐心，光是有好的销售还是不够的，还是要通过一定的时间积累我们自己的技术，特别是积累一定的知识产权，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实现中国创造。

王烁：引导了这么一个问题，进入新常态之后波动加大了，应对管理和波动的能力是不是也加强了，应该怎么加强？请Rich Lesser先生。

Rich Lesser：好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而且政府也说明希望真正能够加强市场，驱动绩效进行改革，我们也看到整个经济当中从投资转向消费驱动这些都是非常大的经济转型。我们觉得预期到一定的时候，政府应该判断出来什么是正确的政策举动和正确的行为去回应不同的环境，以及去支持经济，我完全的同意刚才所做的评论，也就是说，你不希望补贴人们的风险，人们去过于承担没必要的风险，你希望资本能够非常聪明，而不是得到保证的回报。但是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最近这几周在人民币汇率上面还有股票市场上面的这种波动，也说明我们能够愿意去承担更多的波动，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我觉得当然有一些更好的方式，而不是一夜之间改变整个的体系，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体，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改变，但我觉得向这个方向来发展，允许市场渐渐的来制定自己的一个价格，是对的。

Rich Lesser：比如说，股票，可能比一年之前上涨了50%，出现了危机，上涨的太多了，现在进行调整，有人说还没跌到位，还需要继续下降，我觉得政府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平台，同时也要忍受一定的不确定性，应该保证资金的供给，对那些中小企业和那些创新企业，愿意去进行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即便意味着短期的阵痛，未来得到更多，越鼓励这些在未来经济得到更好的增长，但是这种转型不是特别容易，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挫折，政府需要做出一些选择，究竟发展过程当中采取怎样的方式。

王烁：民营企业怎么应对新常态应该有他的困难，但是他条件更好一些，国企在新常态下，他用什么样的机制改革才能应对新常态新的挑战，现在看到很多方向上的努力，有一种是机制改革，有一种是合并，很多央企的合并，还能听到关于下一步合并的传说。新常态下，我们听到了一些波动比较大，波动比较多，层出不穷，国企特别央企规模大，转身慢，怎样才能适应这样新的形势？

王建宙：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我本人在国企工作了几十年，现在我退休以后担任上市公司协会的会长，上市公司当中也有大量的国企，现在大家都对国企改革给予非常大的一种期待，但是看到媒体又很失望，媒体一说国企改革，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又合并了，两个公司要合并了，所谓的国企概念股，要合并了，股价要涨了，赶紧去买这些股票。

通过实现股份所有制以后改变国企设立的机制，就更加的强调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对国企来说能够使它的机制更加市场化。如果实现了混合所有制，所有的只是在股份多元化方面作出了变化，而所有机制跟原来一模一样，这样就没有起到作用。我们调查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已经实现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有的市场化程度很高，有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但最后它的结果相差是很大的。今天的国企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来取得资源，而不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来取得资源。

其实民企对混合所有制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他的观点，他参加了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以后，他应该有它的发言权，而不是作为普通的财务投资者，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从国企的角度来说，大家普遍比较关心这些方面。

听众：各位嘉宾大家都说到创新和改革，我还是想请问各位嘉宾最近热议国务院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就国企改革的模式而言，大家说过淡马锡模式、上海模式、北京模式、广东模式等等，王建宙王总做了多年的国企，想问王总和各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谈谈对国企改革的模式有什么建议？

王建宙：我觉得国企改革的模式是很多的，最主要还是明确为什么国企要改革，我觉得如果从目的来说，当然是为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为了提高国有资本的效率，但是如果我们从直接的目的来说还是更好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说我觉得，形式有很多，可以现有已经走出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规范化，比如说集团公司，现在我们有集团公司，下面有很多的上市公司。比方说集团公司整体的上市，这样在管理方面的效率会更加的高了，而原有的集团公司层面，可以通过投资公司或者资本运营公司来作为出资人的代表，这样可能会规范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的上市公司有一个普遍的毛病，就是既有母公司、又有上市公司，而母公司和上市公司他在管理上面有时候是分不清楚的，有时候今天开会不知道开的是上市公司的会还是集团公司的会在管理层来说，这些我觉得从具体的方面来说都是需要改进的。

朱宁：我补充一点，要相信市场从长期是可以有效的配置资源。

主持人王烁：但它需要资源自由的流动，有些股权是应该能够放在市场中来交易。

听众：请问王建宙先生，国有企业有两个很现实的问题需要改革，包括董事长、高管是由谁来任命，另外，国有企业的高管如何来激励，这样两个现实问题如何改革？

主持人王烁：我补充问一下，现在国企一方面需要改革，激活它的活力，另一方面，现在又有央企高管的限薪，怎么把这些尖锐起来理解它？

王建宙：这个问题你问我我是很超脱的，因为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现在拿的是退休费，所以你不需要问我每个月拿多少工资，我拿的是退休费。

其实我看美国，包括上届达沃斯，大家都问过其领导你拿多少工资。说句老实话，大国企、大集团它的负责人对这个是不太在意的，真的是不太在意的，他要领导几十万人的企业，每天想的事情太了多，对他个人薪酬高、薪酬低的问题，多也干、低也干，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不光是国企，我看好多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在国际上他拿1块钱工资的也有，只是上市公司意思意思的拿1块钱公司，就是刚才我说了，一说国企改革就是国企改革补了，一说国企改革就是领导人你现在拿多少的薪水，我觉得这个本身只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方面，不是他的全部。

至于如何实现薪酬制度的改革呢？因为具体的方案现在还没有看到，总的我觉得倾向于减少这种差距，减少高层管理者跟普通工人的差距，这个确实是一个方向。

主持人王烁：我记得前段时间我采访一个国有大银行的负责人，他谈到他的互联网金融，讲到互联网金融的策略、介绍这方面的内容，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他们的激励机制是什么样的，跟市场有没有区别呢？他说我们的激励机制跟银行的激励机制是一样的，当然有一个落差，靠这是一个事业，做起来有劲，靠这个来维持着。我觉得这个对具体的人、对具体的机构可能都是能够结实的，不过市场上对这套做法的疑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听众：各位嘉宾好，我刚才听到几位演讲嘉宾谈了一个问题，我在想，对于一个央企来说，能否可以像刚才王总说的，用央企的资产去试错？在我们现在体制下，央企除了承担企业责任，还有很大一部分社会责任，这部分社会责任是政府给予央企必须要承担的，所以说当央企出了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回到政府里边去，这样的话如果回到政府里边去节和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这套运营机制是不是就会有冲突？

王建宙：其实这个问题我是很想说的，经常就听到，比方说一个央企或者一个大国企，你说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贡献了多少利润，如果我是国企，我也能做到这样，如果我是国企我也能创造那么多的利润。反过头来说，你不知道国企的领导人也在想，看到这些互联网公司，看到像王俊他们创造那么多的创新，反过来说，如果我有你这个技术我也能干的像你这么好，这是我们非常想说的一句话。所以作为我来说，我切身的体会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来说，我就是要创造价值，如果是国企就是为国有资本创造价值，如果是上市公司，就是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当然还有社会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要承担社会责任，还要承担对员工的责任。

对国企本身来说，就是如何千方百计的在为消费者和员工创造价值的同时，为公司创造最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