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琪
在三元悖论的困局中,相比于外国的很多经济学家,他会更关注中国自身的情况,汇率在中国得到严密的监管,并不代表中国对资本流量做了严密的控制,外国观察者只看到了事情发展的一面。余永定非常确认这一点,他说欧洲、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像三元悖论所预期的那样去发展。
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因为对人民币的预期升值,很多热钱流入到中国。尤其是在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开始了,外汇套利交易开始出现并很普遍。在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大。今年第一季度,外汇储备的增加,其实已经超过1250亿美元。从国际外汇套利的角度来看,中国要控制或者是监管资本的流动这是必须的。但目前来看对资本这样的控制,能起到作用,但没有很大的效率,我们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针对资本账户,我们即需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又要有能力控制汇率。“我觉得关键就是这样一种叫冻结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在中国,我们并没有讨论这样的冻结政策,没有详细的讨论。很多国外的观察家,也只是非常简单的结论,并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中国的冻结政策,没有很认真的了解,就得出非常简单的结论”。冻结政策被看作相当于货币政策,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观点。余永定说,在日本,通常会有人使用日元来购买美元。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这样的做法很多,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财政部不是实施这种冻结政策的部门,而是由人民银行来做。我们的央行在外汇市场上以及流动性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这个规模非常大。而中国人民银行必须要参与到,要使用这样的冻结政策来解决过度流动性问题,来增加货币基数。当然我们调节商行准备金比例也是一种冻结的手段和工具。
很多人认为冻结政策是没有用的。但谈到蒙代尔的三元悖论,我觉得在中国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说冻结有效或者没有效,关键是冻结政策的成本。如果成本不是很高,或许央行能够继续使用这样的政策,如果成本过高,估计很快央行将放弃这样的政策。央行必须要改变使用另外一种政策或者另外一种体制。而在中国现实当中,这个冻结成本,其实比较高,而且越来越高。
“我举个例子,对中国的冻结政策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成本,是我们已经掉进了美元的陷井,这是非常深的陷井”。余永定说,中国差不多现在有4万亿美元储备。今年第一季度,又增加了大量的美元储备,或许在未来,美元外汇储备会达到五万亿甚至更多,所以我们掉进了美元陷井,这是非常高的成本。从国际货币流通体系来看,中国承担着非常大的成本。
第二点,也是很重要的,冻结政策它会使资源分配不当,比如一些中小型企业,他们会生产一些无法交易的产品,这就会对流动性造成影响,就会导致资源的不妥当的分配。在出口方面,也是一个问题,这些都让我们有着越来越高的冻结政策的成本。“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出现了一些缺陷。唯一的出路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要使人民币具有更多的灵活性。我个人希望看到人民币汇率应该浮动。这样的话才是有效、合理的资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