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吗？

去年年底，我有机会与约翰·麦金尼斯（John MacInnes）一起坐下交谈，他是苏格兰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 in Scotland）的教授，专门从事全球人口统计数据的研究。麦金尼斯教授提出了一个简单却极具争议性的看法：全球老龄化不会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成为危机。他认为以下四个认识误区正在让决策者们走向歧途。它们分别是：

“对于每一个在工作的劳动者而言，他们所需要赡养的老年公民人数将会越来越多；

随着年长劳动者的比例上升，在职纳税人所负担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成本也会增加；

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将会增加医疗和社会保障成本；

由于死亡率可预期的下滑，这些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

总而言之，麦金尼斯教授不赞成以上所有的这些论点，并且他更进一步，提出老龄化对于许多经济体而言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例如中国和印度这些正在从制造业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到建设服务性经济模式的国家。

让我们向后退回一步，从而了解麦金尼斯教授的结论是多么令人震惊。在美国、整个欧盟，乃至于最近的中国和印度都形成了一种政治认识，那就是每个地区很快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并且这些老人的健康受到各种患慢性疾病的困扰，而这将导致该地区的公共医疗保障和养老金的预算变得紧张起来。

在美国，可以说每个党派的政治家都对这种认识几乎深信不疑。争论不在于老龄化和医疗保障支出的预算是否准确，而是应该怎么对待它们。在美国，保守派的政治家赞成削减福利支出开支，而与此同时，自由派的政治家支持通过增加税收来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双方都认为这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解决方法上有所分歧。

然而，如果麦金尼斯教授的看法得以被证实，那么两派人的看法就都是错的！怎么会这样呢？

最简单的情况是，麦金尼斯教授希望各国政府停止用国民平均寿命中的某个时间点来武断地划定，人们的年龄在过了这个时间点后就肯定要开始依靠社会养老金或者增加医疗保障支出等政府开支形式来维持生活。仅举一个例子来说，在美国，很多对于未来的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的可怕预测依赖于一个假设，那就是一旦某人进入了保障计划的受益年龄，那么他所消耗的政府医疗保障开支就会开始大幅上升。虽然这对于目标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而言可能确实如此，但是现在的老年人通常并不会一踏入65岁，就自动开始制造更多的医疗保健费用。

所有政党的政策制定者们常挂在嘴边的各种社会抚养比率，其实都很粗糙，它们常常太过简单化。麦金尼斯教授认为，各国政府应该考虑用“总寿命”来衡量可能的医疗保障成本。对于一些人而言这可能看似非常病态，而其他人而言这可能太过微妙，但是它拥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围绕总寿命来重新构建医疗保障成本的计算模型，而不是武断地划定人们到了某个年龄就会导致医保开支加速增长，将能够更精确地识别出人们生命中的哪个阶段会消耗大部分的医疗保障费用。

对美国人来说，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将用掉他一辈子全部医疗费用的三成左右。构建终生医疗保障成本的寿命模型事关重大，因为不同的寿命阶段会对医疗保障成本造成不等比的影响。相比之下，以65岁这个年龄划分来推算医疗成本，这个方式太简单了。而且，有一个事实往往遭到忽视，那就是虽然当前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无疑会患有很多长期的慢性病，但相比上一代同等岁数的老年人，他们整体来说要更加健康。因此，在许多公共政策的讨论中，老年疾病的治疗成本很可能被高估了。

麦金尼斯教授是在英国开始着手这项分析的，他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放弃采用 “老年抚养比率”这个指标，换用其他一些会将英国人口构成已不同于上一代人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的指标。具体来说，要考虑到下列这几个因素：现在英国有更多女性劳动者；生育率对劳动人口与受供养人口的比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受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增加会在多大程度上缩短他们必需的（还有可自由选择的）工作时间。老年抚养比率这个指标在英国引起了很多担忧，并且因此产生了很多关于需要收紧财政开支的呼声。然而麦金尼斯教授的分析表明，一旦上述因素都被考虑在内，这项指标近年来实际上是在不断改善的，并且还会持续改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