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全球心血管疾病(CVD)的新版图描绘了一个分裂的世界,在其中,富裕国家正逐步摆脱心血管疾病的枷锁,但许多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却仍在挣扎。
缺血性心脏疾病和中风是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中的两大头号疾病,在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即早逝丧失的生命年和残疾丧失的生命年之和,根据残疾严重程度调整——译注)的总和中,贡献率分别为5.2%和4.1%。从1990到2010年,全球心脏疾病和中风的标准化死亡率(按年龄调整)出现下降,但死于心脏病的绝对人数从5,211,790增至7,029,270,死于中风的绝对人数从4,660,450增至5,874,180。
饮食、高血压和烟草是全球三大主要危险因素。烟草在东亚和东南亚所扮演的角色比在大洋洲、西欧和北美更大,遏制吸烟的努力在后面这些地区取得了成功。酒精是东欧第五大危险因素,但在其他地区的排名在前十之外。空气污染在东亚地区是第四大危险因素。高体重指数在澳大利亚、北美、欧洲、中亚、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北非以及中东是第三大危险因素。
从1990至2010年,挪威、爱尔兰、英国、以色列的每10万人口的粗略残疾调整生命年负担几乎削减了一半。“高收入地区人均心血管疾病负担的降低令人惊叹,而且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仍然发生了,”一篇发表于《全球心脏》(Global Heart)的摘要的第一作者安德鲁·莫兰(Andrew Moran)说。“针对心血管疾病发展趋势的其他研究表明,高收入国家心血管疾病的减少是吸烟减少、风险因素控制改善以及治疗方法改进这些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饮食、生活方式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某些变化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难以衡量。”
相比之下,前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各国,残疾调整生命年负担的增长率至少高达30%。莫兰说,“烟酒在其中的重大角色与社会和经济基础因素的作用不无关联。”
肥胖、不良饮食习惯以及高血压导致了北非和中东地区心血管疾病负担的增加。在科威特,心血管疾病对残疾调整生命年的贡献增长了28%。
在1990年至2010年间,美国人均残疾调整生命年下降了33%,但整体粗略残疾调整生命年的人口比率为每10万人口4,485.86年,使美国在高收入国家中处于中游。2010年,文莱的残疾调整生命年人口比率在这一组别中最低——每10万人口2,321.97年,而希腊最高——每10万人口6,455.03年。
莫兰说,要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降低高心血管疾病负担,唯一途径是“将高收入国家心血管疾病控制的成功经验扩展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也许将过去的成功方案稍加调整就可以了;还有的情况下,为当地度身定制创新方案将成为必须。”
译 丁盈幸 校 徐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