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公共资源被滥用，为一家企业服务，不仅损害了纳税人的权利，也不利于用人单位之间的公平竞争。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公共资源，本应用于向全体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招工本应为企业之责，地方政府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招工服务。然而从上述的调查案例中可以发现，这些原本属于富士康企业的责任和投入，如今在招商引资的压力之下被转嫁到了地方政府和纳税人的头上。仅上述河南省2万人招工计划一项，政府直接的财政补贴就达1600万，还不包括人力成本等方面的投入；不难想象，要满足富士康在该地高达十数万人的用工需求，地方政府为此投入的公共资源还远不止于此，这实际上是在用纳税人的钱为富士康这家资本巨头赚取利润服务，资本与权力的结盟，无过于此。
其二，政府将企业招工这一经济行为政治化，助推了职业学校的商品化，使之沦为富士康等代工企业的职业中介。在用工荒的背景下，无论是富士康还是地方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职业学校，因为那里有数量可观、年轻廉价的学生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职业学校隶属于政府教育行政系统，更加有利于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招工指标下达至学校并要求其完成。对于职业学校来说，他们一方面通过向富士康输送学生工而获得不菲的财政补贴和奖励，同时也完成了就业指标、兑现了就业承诺。而作为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则基本上必须服从学校的安排，因为他们是以“实习”的名义被送进工厂的，而实习则是教学内容的法定组成部分，尽管这里所谓的实习与他们所学专业经常毫无关系，也无益于他们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于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职业学校更加彻底地沦为富士康们的劳动中介机构，职业技能的提升则无从谈起。
其三，政府的强力推动，阻碍了劳动者权益的提升。按照经济规律，劳动力供应紧张，会导致工资的上涨，对于普通工人来说，这本是收入提高、待遇改善的良好契机。然而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一进程的发生，尤其是大量的学生工强制性、制度化地被安排到富士康的生产体系中，大大降低了其用工成本，缓解了用工荒的压力，进而丧失了通过提高工作待遇吸引劳动力的动力。纳税人的税款和本属工人的收入，就这样被制度性地用来为资本逐利服务。
不仅如此，在重庆、成都和郑州的调研发现，富士康的迅猛扩张还造成了征地带来的严重问题。在重庆，由征地拆迁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补偿等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在成都，本来是给被征地农民建设的安置房却被临时征用作为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在郑州的航空港区，征地农民由于补偿问题屡次与有关部门发生纠纷；在湖南衡阳，当地政府更是开出包括零地价、代建厂房、提供住房、税收返还一半在内的优惠政策吸引富士康落户，可谓不惜血本、不计代价。
有地方政府开出如此的优惠条件，富士康当然乐享其成，其扩张成本可谓是极其低廉。而廉价的学生工、失地农民和纳税人，则成为公共权力助推下资本扩张的牺牲品。
下图为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布局图
二、实习之痛：生产线上的学生工
所谓“学生工”，是指以“工读结合”的名义被用人单位雇用的在校学生，法律上称之为“实习生”，但并不享有劳动法赋予的保障。调查发现，学生工已经成为富士康在中国各地工厂一个庞大的常规劳动群体。
2010年，调研组在深圳、昆山、太原、武汉的调查发现，富士康的生产车间在大量使用学生工。2010年暑假期间，约有10万名在校学生被派往深圳富士康实习；同一时间，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约为10000人，占整个厂区员工数的1/6；在重庆，119家职业学校承诺将学生派往富士康实习。2011年7月，针对富士康使用学生工的情况，调研组在深圳观澜与龙华的厂区对学生工进行了专项调查，共获得373份有效问卷和20份访谈个案。调查资料显示，学生工平均占所在生产线工人数的36.2%，有的流水线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达到100%。例如一位就读湖南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在富士康实习的学生指出，他所在的生产iPad的生产线有59人，全是学生工。
这些学生大多来自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他们被以实习的名义由学校或当地政府制度性地组织进入富士康，从事长时间、高强度、无保障、与专业毫不相关的简单重复劳动，为富士康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廉价、驯服而灵活的劳动力来源。
为什么会是他们？
自1988年鸿海集团在深圳宝安建立第一家工厂开始，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迅猛扩张即得益于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虽然声称自己为高科技企业，但技术和研发并非其优势所在。作为代工厂，富士康通过大规模、低成本、标准化的生产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用工荒”的出现，富士康的急速扩张开始面临用工紧张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之下，学生工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些学生工大多来自各地的中等职业学校。近些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其目标旨在为工业化培养合格的高素质技术工人，而职校的学生也希望能够通过职业教育学到一技之长，以利于自身的职业发展。然而从对富士康学生工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还是职业学校的健康发展，现实状况与这些目标都相去甚远。
在深圳、昆山的老厂区，学生工们被季节性地使用，以满足生产高峰时期增加的人力需求，并降低用工成本。在郑州、重庆和成都，富士康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争取的“香饽饽”。诚如上文中所指出的，为了能够吸引富士康在本地落户，地方政府不仅在征地、厂房建设和税收优惠上一路绿灯，还承担起了为富士康招募工人的重任。由于学生工具有数量大、易管理、年轻化、易招募的特点，他们成为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筹码。在“富士康—政府—职业学校”组成的利益联盟中，地方政府实现了招商目的，富士康获得了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职业学校完成了就业指标，而在此看似多赢的格局中，作为教育服务目标的学生，却成为这个利益链条上的牺牲品。在富士康的工厂中他们既不能使自己的专业技能得到提升，也无法在职业上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如何来到富士康？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富士康大量使用学生工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用工的季节性变动并降低用工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的指令性推动。
早在2010年的调查中，调研组就指出学生工具有年轻、灵活、驯服的特点而被富士康大量使用，虽名为提供实习机会，其实不过是满足自己的用工需求而已。由于学生工在法定的意义上仍然是学生，所以不用签订劳动合同，亦不用购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并且可以根据用工的需求单方面随意确定使用期限，因而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不仅如此，多数学生工是由职业学校批量化组织进厂，并由职业学校的教师协助管理，因而又大大降低了招募和管理成本。
2011年3月，调研组来到重庆和成都的富士康进行调研，发现使用学生工的情况较之沿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富士康在郑州、重庆和成都的厂区规划用工规模都在10万人以上，如此巨大的用工量在用工荒的背景下意味着巨大的招募成本，而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扮演了劳务公司的角色，利用公共资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将富士康的用工指标层层分解下达；职业学校也在政府的组织下与富士康签订用工协议，批量供应学生工。许多职校的在校学生在缺失知情权和选择权的情况下被强迫送到富士康，不同意者会受到来自校方扣发毕业证、不能毕业的威胁。到了富士康之后，他们同样没有选择的权利，在不同的城市、厂区、车间和岗位上根据生产的需要被厂方安排，这样的所谓 “组织实习”，实在看不出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与劳务公司、职业中介有什么两样，尽管学生们在职业学校每年需要支付数千甚至过万的学费。
2011年7月，调研组针对学生工问题在富士康深圳厂区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发现，48.7%的学生工入学时间不到一年即开始进入富士康实习，与此同时九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学制至少为3年，这意味着按规定原本要第3年开始的顶岗实习实际上被提前了1年；更有甚者，一些河南和江西的学生刚考入职业技术学校，还没有入学，就已经被安排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打工。同时，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工表示实习期间校方并未派出驻厂教师进行指导，而即便是派驻了进厂老师，他们的职责也不过是协助工厂进行管理，而非确保学生能够被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使职业技能得到锻炼。调研同时显示，24.2%的受访者不能自愿选择是否实习，同时超过六成的学生工不能选择实习内容。
由此可见，很多学生工并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被强制地、制度化地安排到生产流水线上，成为厂方牟利、职业学校完成就业指标、地方政府实现招商引资的工具，而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健康成长，却受到漠视。
学生沦为廉价劳动力
所谓实习，其本意是在校学生通过参与实际的生产工作过程，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在校所学理论文化知识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学以致用，以更好地服务学生的健康成长。然而调研发现，虽然这些职校学生是以“实习”的名义进入工厂，但富士康并没有给学生工提供专业对口的实习岗位和恰当的指导，而是将其随机安排到几乎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的岗位从事简单重复劳动。不仅如此，富士康和职业学校合谋，罔顾国家关于实习生和未成年人（调查显示有四分之一的实习生年龄不满18岁）的法律法规，安排其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与正式的普通工人无异。
调查显示，学生工在校所习专业非常广泛，包括计算机、车床、会计、金融、绘画、师范等，但富士康却把学生工随机地分配到各个岗位，这些岗位往往与学生的专业毫不相关。调查资料显示，93.6%的学生工表示在实习岗位上从事普工工作，88.5%的同学说实习岗位与专业不对口。在调查中，如下难以匹配的 “实习安排”屡屡可见：热爱服装设计专业的小尉被安排在烤漆部门做iPhone4外壳；学习酒店管理的小辉被安排去给打印机拧螺丝；园艺专业的李同学被安排在流水线装配苹果手机零件。学生工小英这样说：“对于学校安排的实习感到很不合理，被欺骗的感觉一直都有，学校安排后就走人，说是有老师在，但从未见过，自己感到好无力。”
富士康按照正式工人的工时、夜班制度安排学生工的工作。尽管教育部明确规定：“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可是调查资料显示，学生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9.7个小时，其中76.8%的学生工作时间为10个小时，与普通的正式工人无异。有同学告诉我们：“加班不是自愿的，主要还是看工位元是否需要人，都很难请到假的。”还有高达88.6%的同学需要上夜班。一群来自重庆城口县的学生工说：“我们每个月要倒一次班，上夜班时，有不少同学晕倒在车间里。”这群只有16、17岁的少年，在苹果生产线上每天要从晚上8:00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00。“我们整天见不到阳光，因为上班时是深夜，入睡时已是黎明。”一名深圳富士康的学生工这样告诉我们。
另一方面，学生工还与正式工人一样，承担了沉重的产量要求和工作强度。资料显示，78.7%的学生工表示自己的工作与正式工一样，还有15.9%表示工作条件比正式工更差。来自江西的李同学告诉我们：“我是装配苹果手机零件的，每天要装配3600多个，与正式员工相比没有什么不同。”很多学生工们告诉我们，他们所在的产在线都没有凳子，工人都必须站着干活，原因是“上面觉得我们坐着干活，晚上会容易睡觉。” 17岁的学生工小莲说：“整天都要站着上班，腿很疼很酸。还有一些新来的女孩子，在流水线上会累得哭起来。”16岁的小翠说：“一开始上夜班很不习惯，白天睡不着.每天要加工4000多台iPhone，一天下来真的很累.” 很难想象，一台台时尚的iPhone、iPad，就是由这样一群未满18岁的稚嫩学生彻夜工作12小时加工出来的。当苹果给消费者带来亢奋的高科技全新体验时，却没有人知道，年轻学生工们必须在生产线上忍受如此高强度劳动的压力与痛苦。
由此可见，学生工在岗位安排、工作时间、加班时长、轮班制度、工作环境、劳动强度方面与普通的成年正式工人毫无区别，虽然他们还是学生，许多还是未成年人，虽然是以实习之名，但在富士康，他们不过是普通的流水线上的人手而已。
同工不同酬，权益难保障
学生工以实习名义进入工厂，他们的法定身份为学生而非工人。2010年的调查发现，这些学生工基本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2011年和2012年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已经开始与学生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42.5%同学手里并没有劳动合同，合同签好后，就被工厂或学校老师收走了。同时高达56.4%的学生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险，还有18.3%表示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社保。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实习生进入用人单位实习，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而应由用人单位、学校和学生本人或家长签订三方协议；而用人单位也不得安排实习生加班、上夜班、从事危险劳动等。而现实则向我们呈现了另外一幅图景：一方面，富士康需要学生工承担和普通正式工人相同的工作内容；另一方面，又试图保留他们的学生工身份，以避免承担相应责任。于是就出现了上述情况，在学生工实习期间就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试图将违规使用学生工的行为合法化。而职业学校在此过程中则置自己教书育人的职责于不顾，许多接受访谈的学生工表示他们一旦离开学校进入工厂，就基本上已经和学校脱离了关系，要么交上最后一年的学费领取一张毕业证，要么拒绝交钱放弃一纸文凭。不仅如此，学生工的工资与福利待遇要低于正式工。一些学生工虽然在深圳工作，但他们的基本工资却是根据学校所在地的最低工资决定，或略高于最低工资。例如，深圳富士康正式工的基本工资是1550元/月，但来自南宁的小琦和他的同学们却只有1350元/月，部分来自河南的学生工基本工资只有1200元/月。
此外，学生工并没有高温补贴、全勤奖等福利。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一名学生工小柯对富士康的评价是：“工资低，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 正是通过不给学生工买社保，支付他们比正式工更低的工资，富士康节省了大量的用工成本。
学生工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实习太累！劳动和报酬不成正比，富士康只追求利益，压榨我们的血汗！”
本文来源：网易科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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