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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军/文
6月27日，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在北京发布了有关2001年中国艾滋病形势的最新报告，报告所用的标题赫然是《中国艾滋病：危险的泰坦尼克号》。
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主席泰丽雅女士解释说，之所以使用如此强烈的“泰坦尼克
”比喻，是因为中国正处在艾滋病灾难的边缘，“一艘巨轮正在撞向冰山”。
“低流行”标签有问题
这份报告称，中国目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可能已超过100万，高于中国卫生部估计的85万。这一数字不到人口总数的1%，仍然属于艾滋病低流行的国家。不过，报告同时强调，给一个国家贴上“低流行”的标签是有问题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它常常掩盖局部地区已经出现的严重疫情。
“南非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傅爱民博士说。10年前的南非也曾被贴上“低流行”的标签，但如今它已是世界上艾滋病肆虐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报告特别提到，中国的云南等7个省份目前已经亮起红灯，出现艾滋病的局部流行。不仅如此，艾滋病正从特殊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在云南瑞丽，普通人群中的艾滋病病毒阳性检出率竟然高达1.4%。
2001年底，全国31个省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0736名。但这个数字反映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缺乏检测设备和专业人员，数以万计的、分布在社会每个角落的感染者并没有被发现。
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在报告中指出，隐藏在冰山一角下面的，还有许多未被正视的危险因素，如艾滋病知识的普遍缺乏、大量的流动人口、性别失衡、贫困等。这些因素容易使普通人群感染上艾滋病病毒，从而给中国带来无法想象的人类痛苦、经济损失与社会破坏。
“我们屡战屡败”
面对中国艾滋病流行的严峻形势，联合国曾频频示警。
1997年11月，联合国与卫生部合作完成的题为《迎战艾滋病》的中国艾滋病防治需求报告中就已提出，“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中国控制艾滋病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现在不积极采取控制措施，将坐失良机。”
如今，4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联合国的新报告在肯定中国各界积极努力的同时，毫不客气地作出了“收效甚微”的评价。
这样的结果令人感到遗憾。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一位专家曾痛心地说：“在艾滋病的中国战场上，我们屡战屡败，惟一感到自豪的是控制住了输血的传播途径，但那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该中心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则指出，根据预测，如果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2010年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而2001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估计比2000年增长了40%，形势非常严峻。
此外，曾毅院士说：“艾滋病感染者多来自农村，卖血、吸毒、卖淫人群也多来自农村，但目前的艾滋病宣传教育和干预措施，集中在年底艾滋病日前后，集中在大城市，基层农村做得很少很少。”
今后更重要的是性途径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在中国，吸毒更是和艾滋病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目前发现的3万多名感染者中，注射毒品感染的约占2／3.
但是，泰丽雅女士强调，在艾滋病的流行中，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除了注射吸毒人群，还包括性工作者、性病患者、同性恋者等各种人群。在南非出现艾滋病大流行之后，有人曾总结说：“如果你想传播艾滋病，你就将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子带离他们的家庭，隔离在一个仅有同性的宿舍里，并让他们很容易得到酒和商业性服务；如果你想在整个国家扩散这个疾病，你就不时把他们送回家，接近他们的妻子或女朋友。”
这样的流行条件，在中国已经出现。哈佛大学高芙曼女士和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在6月28日的美国《科学》杂志一篇题为《中国的艾滋病：即刻行动起来》的文章中称，“1.2亿主要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以及农村妇女中妇科传染病的高发率，更是为艾滋病在农村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曾作为福特基金生殖健康项目官员在中国工作的高芙曼女士说：“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镇，都有性工作者。而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增加，安全套的使用率又比较低。如果从城市走向乡村，你还会发现，知晓艾滋病风险和防范措施的人越来越少。所有这些，为通过性途径向普通人群传播艾滋病创造了条件。”
“类似河南发生的大规模输血感染今后不会再有了，吸毒感染的情况虽然还会发展，但今后更重要的是性途径，”曾毅院士说，“这个观点需要特别强调”。
也有专家提醒，目前最令人担心的依然是吸毒。广西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陈杰医生说：“吸毒一般是群体现象，一旦有人感染艾滋病，局面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广东已经重蹈广西的覆辙了，下一个又会是哪里？福建，湖南，湖北？……”
45%过于保守
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清华大学景军教授说：“农民为什么会卖血？吸毒者为什么共用针具？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性工作者？这些都是社会问题。”
但是，联合国的报告批评说，中国一些人士仍然仅仅把艾滋病看作一个医学问题。
联合国的报告还说，与联合国大会艾滋病专题会议作出的承诺相比，《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过于保守。例如，承诺提出，到2005年，至少有90%的青年男女能够获得预防艾滋病的教育和服务；而中国的行动计划仅仅要求预防艾滋病知识和在城市达到75%，在农村达到45%。
此外，联合国认为，中国的行动计划缺乏对艾滋病易感人群及其社会经济环境，如性别、流动人口和贫穷问题的描述，没有提及高层领导、关心艾滋病孤儿和少数民族、反对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的重要性，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行动指南。
领航者的角色尤其重要
当一艘巨轮在大海中漂泊，就要撞到冰山时，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沉没。联合国在报告中呼吁，中国各界立即行动起来，以更为开明的态度与艾滋病作战。
报告同时强调，“‘泰坦尼克’上领航者的角色尤其重要”。2001年11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皮澳特博士来京出席首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时，就特别提到高层领导的重要性：“我们已经看到，在世界各国，当总统和总理亲自负责艾滋病的防治协调，就会在他们的国家传递这样一种信息：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严肃地开展了。”
谈到报告中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时，联合国系统驻华总协调员莱特娜女士说，“我们的敌人是病毒，不是与病毒作战的人类”，“我们是想提醒‘泰坦尼克’上的人们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一场灾难”。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在报告发布会后对记者说：“中国自己也是这样看待艾滋病流行的危险性的。”她强调，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落实各项艾滋病防治策略。
刊载于《南方周末》200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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