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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视有线传输标准到了要抉择的关键时刻，到底该采用国外标准，还是国内自主标准，是一个大难题
□本报驻沪记者马凌
□本报驻京记者康钊
王匡的焦虑
整个4月，王匡和他的研发团队都为一种焦躁情绪所笼罩。“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5月6日，王匡对本报记者说，“如果再不疾呼，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可能将错过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而一旦错过，可能就是一二十年的事了。”
王匡是浙江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兼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主任，其另一引人注目的身份是中国有线电视传输标准的技术研发负责人。
他之所以焦躁不安，源于3月底召开的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CCBN)主题报告会，在该报告会上，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宣称，今年广电将开播10套以上付费影视频道，力争发展数字机顶盒用户100万，到2005年底之前，发展3000万数字机顶盒用户。
另外，在该展览会上参展的相关设备几乎全为采用DVB-C标准的产品。
在王匡等人看来，这是一个危险信号。道理很简单：在有线电视方面，广电局此前所使用的数字电视传输标准一直为欧洲的DVB-C，一俟广电向宣称的目标推进，就很可能会导致中国的数字电视最终采用国外的标准；而中国大陆的电视保有量高达4.3亿，作为其中含金量最高的有线电视用户市场一旦采用国外标准，其对中国数字电视产业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
有市场观察人士认为，广电之所以制定这样一个大的目标，是想用迅速发展用户数量的方式，使自己想采用的标准成为既定事实。
有关我国数字电视应该采用何种标准，各方争论由来已久从不曾间断。最近，有消息透露说，有关部门正在做选择前的最后的研究探讨工作，不久之后就会作出决定。
标准之争
数字电视标准主要有卫星传输、地面传输(无线)以及有线传输等三大类。在有线传输方面，我国对此的研发进展不俗———目前已通过了国家广播电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只待实施产业化了。
目前，全球数字电视标准主要分美国和欧洲两套标准，对于究竟该采用何种标准，世界各国都深为头痛。但在中国，令人头痛的不是该选择欧标还是美标，而是该选择自主知识产权还是选择国外标准。
广电是国外标准的赞同者。2000年，广电总局开始组织数字电视标准工作组，并在系统内外吸收了40多位专家从事数字电视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
2001年，当国内自有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标准的研发尚刚起步之时，广电已提出，广电将选择欧洲标准(DVB-C)作为有线传输的行业标准，并表示希望能将此上升为国家标准。
加快电视发展步伐，发展数字电视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从各方面来看，国内数字电视市场都已进入了启动的临界点：其一，市场的接受已不成问题———接收数字电视节目的机顶盒已从几年前的2000元降到了800元以内；其二，内容制作也趋成熟，政策甚至允许民间投资进入节目制作领域；而在信号发射方面，条件也已基本具备，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已试播了有线数字电视节目，各地有条件的电视台都枕戈待旦以等数字电视开播。
另外，市场的前景相当之诱人，据赛迪集团所发布的《2002年～2003年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趋势与投资机会研究年度报告》显示，2002年到2015年，中国数字电视的市场规模将从400亿扩大到5000亿元。
但尽管万事俱备，却缺国家标准的东风———广电所采用的DVB-C还只是行业标准，不能名正言顺地推而广之。
为制定关数字电视的国家标准，国家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其小组成员除了广电总局外，还有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科技部等。
该领导小组在去年曾作出一个决定：争取在去年年底，由国内研发机构拿出一个标准。“决定”所指的国内的研发机构，是由浙江大学牵头，包括6所院校和研究单位的有线数字电视传输标准联合研发小组，其中，杭州国芯科技有限公司是实际承担单位。
杭州国芯成立于2001年，斯时，全国广播电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就正开始招标征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有线传输标准方案。浙江大学与几个企业共同投资成立了杭州国芯，由1996年就开始参与国内数字电视的研发工作的王匡任董事长、总经理。
2002年3月，广电标委会征集到来自浙大、清华、四川新泰克的3套方案，专家评审后要求将3套方案合为一套，指定由浙江大学作为技术牵头。
两个月后，新方案通过评估，并在当年底开始第一次测试，但是测试效果并不如预期。
尽管在今年4月，杭州国芯改进后的样机在北京成功通过了广电质检中心的测试，但六部委的信心却开始动摇。
某部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当时的感觉是，从实验室里出来的东西与真正的产品相比，还达不到应达到的技术指标，各部委之间也就没有按照既定的步骤走下去。”
广电总局提出，在国家标准没出台之前，先启用欧洲标准作为行业标准。
“我们担心浙大标准不成熟，没法用，如果你的标准不比别人强多少，又不成熟稳定，还不如采用国外成熟标准。”广电总局副总工程师说，“既成事实也没什么不好，现在中国大多数行业标准就是国外的，既然欧洲标准DVB-C可靠而又稳定，那为何不用欧洲标准？”
但王匡说，首次测试之所以失败并非方案问题，而主要是采购的接口固件没有达到技术要求。
DVD的克隆版？
杜百川的说法不无道理：既然国内做不好，而市场又急待启动，为什么不可以简单一点直接进口“拿来”呢。但问题是，一旦国家标准采用DVB-C，由谁来为巨额专利费埋单呢？
受中国数字电视联盟委托，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平教授从1999年起一直在对中国企业涉及专利费问题进行专项研究，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韩国的数字电视采用美国的ATSC标准，按该标准提供的方案设计电视接收机集成电路芯片，即使设计和生产的工作由自己完成，每一套也要向美国交纳30至40美元的技术专利费。
按这个数据作粗略估算，如果中国目前所有的有线电视用户———数量有1亿多户———全部采用国外的数字电视技术标准，那么，中国将为此付出高达300多亿人民币的专利使用费。
“目前有一种说法说，采用DVB-C，基本视频传输是不收取专利费的，姑且不论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何，而即便如此，一旦涉及数据交互———比如电影点播、股票信息等，则必定要涉及费用，”王匡说，“而数据交互又是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设备生厂商们的忧虑溢于言表。TCL数字电视研究所夏澄海很为无奈地说：“我们当然希望采用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但作为产业链下游的机顶盒生厂商，我们是受制于人(指发射端的电视台)，而且，我们厂商又没有足够的科研力量完成自主标准的研发。”
上海广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陈勇生则表示，“如果采用欧洲标准，希望相关行业协会能够尽早统一与外方谈专利费。”
5月16日，信息产业部另一位官员对记者说，“到底是否牵涉到专利费，问了很多专家，各有看法，但都拿不出书面的东西，所以为保险起见，总觉得还是有自己的标准为好。”
信息产业部的担心不无道理，DVD就是前车之鉴———中国企业在1998年生产DVD之初，无一家外国企业索要求专利费，但到2000年中国DVD产业发展到相当规模之时，飞利浦、松下等企业却突然动手，软硬兼施地收取专利费用。
“这就是受制于人的结果，”王匡说，“更重要的是，数字电视是中国IT业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产业机会之一，而目前在全球数字电视技术都在起步阶段，中国无论在技术理论和实践上都并未落后，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将极为可惜。”
双轨制可行？
上月15日，从数字电视标准六部委协调小组传出信息，数字电视有线传输标准很可能实行双轨制，在推行欧洲标准的同时继续自主标准的研发。
他说：“王匡希望用其研究成果做国家标准，现阶段肯定不行，因为其研究成果不成熟，离国家标准相差太远，但要鼓励他继续研发。”
但王匡说，尽管两种标准并存在技术上完全可行，但在未来，兼容将是一个大麻烦。
王匡对此作了如下计算：如果今年广电的100万机顶盒销售目标实现，那么以后一旦想转为国内标准，之前售出的机顶盒就将面临回收，因为新机器可以向前兼容，而老机器却接受不了新标准的节目。
“现在市面上销售的机顶盒一般都是简单加密甚至不加密，而将来一旦实现数据互动，必然就有更复杂的加密机顶盒，届时，老用户怎么办？机顶盒不比手机等时尚产品可以两年一换，一旦过时，受累的是消费者。”
上广电的陈勇生认为，将机顶盒做成机卡分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却缓不济急。“目前机卡分离基本上还处于构想阶段，数字电视标准变数太大，科研机构和厂商都缺乏动力开发。”
王匡发誓要将自己的数字电视标准的研发进行到底，但却深为资金问题忧虑。
据了解，目前国内标准研发机构普遍是自投资金，比如杭州国芯，尽管去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经批准立项，但迄今为止，杭州国芯还没有得到国家一分钱的拨款，而研发投入的数字已高达数百万。
“决策层之所以对我们的方案缺乏信心，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方案样机未采用专用定制芯片，”王匡说，“但问题是做一块定制芯片仅制版费就需要30万美元，总费用将达到数千万元人民币，而且做好了就不能改动，又不能保证肯定能被采用，这种风险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
据称，最初参与地面传输标准研发的5家院校机构现在已有3家退出———只剩下清华和交大，而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足够的自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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