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强对于劳动力问题的看法并不仅仅是“涨工资”的层次。“该涨的当然必须涨，但是如果最后工资都成了企业间竞争的主要手段，那么企业迟早要被劳动力问题拖死。”实际上，他试图通过迂回的手段，希望从根本上解决自己对于“低价劳动力可以支持企业多久”的疑问。

　　1999年，他就投入了几百万元上了SAP的ERP系统。事实是，这个功能强大的系统完全超过了当时长青集团的需求，但他觉得要为企业发展壮大留下足够的空间，而这个信息化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进生产流程，提高生产运营效率。2002年底，他力图进一步利用IT系统并对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和固化，苏华萍就是因为这个而加盟长青集团的。

　　2004年4月的一天，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轿车一厂厂长助理柴震突然接到通知，让他马上派工人增援第一发动机厂，那里一个班组10多个工人被竞争对手连锅端走了，生产眼看就要受影响。这是奇瑞工人连续半年被挖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在柴震接到通知的同时，奇瑞高层包括董事长尹同耀在内也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为此忧心重重。 “这种恶性技工资源争夺的加剧，将有可能导致我们技工队伍军心涣散，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奇瑞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屏的话道出了奇瑞高层的真正担忧。张屏在奇瑞主管人力资源，那一段时间，她的压力尤其大，她的技工在那半年左右已经被挖走了100多人。她的一条涂装线上的一名月薪2000多元的工人，被竞争对手以三个月内月薪9000元、三个月后月薪1.2万元～1.4万元的待遇挖走了，而其他被挖走的工人，也获得了原工资3倍的待遇，其中不少人在新的企业晋升成班组长、工段长。“面对这样的诱惑，有多少人能抵得住？”

　　谭先生，在一家新进入汽车行业的企业中负责生产。他的生产线上就活跃着一些来自奇瑞的工人。“他们上手确实比较快”，谭这样评价这些人的能力。这些人是谭当初“冒着危险”挖来的。2003年6月左右，谭所在的这家企业开始考虑制造汽车，但是成熟的一线工人从哪里来？这家企业原来的工人显然不是合适人选，汽车制造行业操作的特征是比较突出的。因此，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开工，唯一能做的就是到汽车行业去找有经验的人，而奇瑞成为它们最直接的目标。

　　很快他就发现，即使没有老乡带领，在这块地方找个活干也是件很容易的事。空闲的时间在长安镇这个大工厂里转转，几乎每个工厂门口隔三岔五就会张贴出招工启示之类的东西，上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工资，如果这家工厂给出的工资多出20元，第二天一早他上工时便会发现身边熟识的人已经不见了，他们已经快速地转移到了那家工厂的岗位上。

　　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块土地上，没有比他们这些劳动力更廉价的东西了，工厂的原则是能不用那些昂贵的设备就不用，也就是说能用人力完成的就不想使用其他工具，而且为了降低培训难度和缩短培训时间，他们也会尽可能地把复杂的工艺分解简单，让新来的人很快就能上手。

　　当然，这样他们这些人也可以随时换个地方。你根本不能指望在这里能学到多少东西，那种感觉是真正的螺丝钉的感觉，生活像一架机器，单调乏味。当然他对于企业的认同感更是淡泊到了极点，因为对他这种状况的人来说，升迁的希望很渺茫。甚至他曾经设想成为一个“职业工人”的愿望都无法实现，这里不属于他们这些农民工，没有户口、也无力组建家庭、作为外地人受管制和歧视，除了宿舍和厂区内设有什么地方可去。

　　李文秀开始发现在这里安家落户是不可能的，他周围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只想趁着年轻挣些钱然后回老家过日子。再说要想在这里落脚是太困难的事，政策也不会给他们这些人提供方便。

　　东莞地区工厂建立的速度快得惊人，大大小小的企业多如牛毛。工资低一点的厂子规模小要求更低一点，规模大的则让人感觉待遇要相对好一点，但也不尽然。这里云集了很多台湾人和香港人过来开的厂子，他们甚至比本土工厂更为严苛。这些年来，李文秀换了4家工厂，工资从600元才涨到690元人民币。

　　工资没有增长是可怕的，因为那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李文秀很快就发现工厂里的有些技术工种提供的待遇要好很多，而且这样的工人很缺乏。他越来越注意到工厂门口对这些工人的需求逐渐大了起来。于是他一咬牙，辞了工，找到一家小的模具作坊干起了学徒。在长安镇，这种小的模具作坊满大街都是，很赚钱。他学的时间并不长，做学徒是没有工钱的，他攒下的积蓄也不允许他学更长的时间，半年后他成了一个初级的模具工人。 　

　　长久以来，中国制造企业一直依靠大量劳动力投入来抵消跨国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但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早晚有一天，几万人组成的人力流水线成本会超过跨国公司的自动流水线。这对单个企业来说可能是灾难，但对整个中国制造业来说，更是一个契机。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衫矶分校教授黄宗智指出：“因大量投入过剩劳力导致的‘过密化’生产，虽然可使生产总量得到一定增长，但它却阻碍了生产工艺的资本化，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黄宗智认为，过度依赖“过密化生产”，是阻碍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根本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看，过于低廉的工资，购买的只是农民工一双手能够完成的机械动作，农民工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如果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能保持比较稳定的增幅，利益驱动可能会让更多农民工沉淀下来，以工厂为终身职业场所，成为中国新一代的产业工人。

　　德国历来劳动力缺乏，但他们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队伍，加上先进的生产技术，足以保证自己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制造基地。中国一直号称“制造大国”而不敢称“制造强国”，缺乏稳定的产业工人阶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产业工人和民工的最大差别不在于他们对技能的掌握，而在于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国内一家汽车制造厂请了几个日本技工，发现他们拧螺钉的时候，要先在地上铺上白布，把5个螺钉一一放在上面，然后拿一个拧上，再回来拿另一个，相同的动作重复5次；而中国工人往往就把5个螺钉揣在口袋里，直接到现场一口气全拧上。日本人并不傻，但中国人的这种办法容易漏拧，并且漏拧后不容易被发现，最终影响的是质量。

　　一个国家的净收入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这些报酬和国民收入之间的比值就是劳动分配率和资本分配率。如果劳动分配率低（即工资低），资本分配率就高，反之亦然。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劳动分配率一般达到60%以上，而中国实际的劳动分配率长期在20%～30%徘徊，由此带来的高资本分配率，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成为全球外资进入的热点地区。

　　这样，低水平的工资从两个方面支持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支撑着中国的高出口率，第二，对海外资本产生了足够强的吸引力，从而使中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这又是一个悖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似乎又是注定要上升的。 按照阿瑟。刘易斯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一个二元结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农业等传统部门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而形成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门扩大劳动力的需求，并不会引起工资水平的上升。

　　但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论”，实际上是受现实条件限制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演变的过程。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就会改变。随着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提高，其对劳动力报酬的影响必然会发生作用。 在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日本也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日本人口约为1.3亿，是中国的1/10，但国土面积却只有中国的1/25，因而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从这点可以断定日本应该是一个有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国家。从这个角度，可以将日本作为中国的参照系，以日本的过去和现在的劳动力市场演变来推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现在和将来的变化。

　　一般认为，日本战后的高速增长是从1955年开始的，伴随而来的是工人工资水平的高速增长，二战后，从1954年到1960年日本制造业工人的年均工资增长率达到了3.61%，远远高于战前的水平。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制造业工人的年均工资水平的增长进一步加快，1961～1970年，日本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年均增长率达到6.75%.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年均增长4.5%，但是日本工人的工资年均增长率，依旧保持在6%以上。

　　日本战后工资水平的高速增长有复杂的原因。实际上，战后日本的高工资增长率，并不完全由劳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它还取决于其他的一些制度因素，比如日本二战后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为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于是，工资水平随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保证了高速增长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能比较均衡地分配给社会各个阶层，使得社会贫富差距不至于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也在总体上降低了国内市场的交易成本。

　　同时国内消费能力的不断扩大也促进了日本的化工、家电、汽车工业的迅速崛起。一直以来日本的出口依存率实际上并不高，一般在7%～9%之间（中国近几年的出口依存率达到25%～30%），因此日本的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国内需求的不断扩张。显然，没有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收入的不断增加，国内需求就难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而高工资最重要的影响在于推动投资的扩大，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工资水平的上升，使得相对劳动而言，资本的价格变得“便宜”起来，用各种机械化、自动化设备来替代劳动，对企业来说就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于是企业不断地加大设备投资的力度，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这样又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又推动了产业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