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10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部分人在这10年里买了自己一生中第一辆车、第一套房,中国已经拥有了为数不少的“世界领先”甚至“世界第一”的企业,联想收购了IT行业的鼻祖——IBM的PC业务,这在10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到幸运,能够参与、见证这个大时代。和每一段历史一样,所有的惊涛骇浪在经历的时候都是平平无奇、轻描淡写,只有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曾经一起走过了怎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10年已经足够长,完全可以让我们拨开时间的迷雾、忽略短期的干扰,来审视一下历史发展的波形,印证一些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08年,是中国3G标准TD-SCDMA诞生后的第10个年头,也将是其最终破局而出,正式商用的一年。在3月举行的两会上,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明确表示:“中国移动承担建设的10个城市TD规模试验网已进入最后测试阶段,TD应该能够赶上奥运时机,到那时普通消费者将能享受到TD服务。”经过10年的沉浮之后,TD-SCDMA终于到了商用的临界点。
诞生
  在通信标准领域上几乎一片空白的中国突然提出了一个3G标准,这打乱了此前一直致力于发展WCDMA和CDMA2000的西方移动巨头们的计划。大多数西方国家并不准备接纳TD-SCDMA。中国以庞大的市场优势作为最大的砝码,最终取得了3G标准申请的胜利。
1998年6月30日:在距离截止时间只有几个小时的最后时刻,TD-SCDMA提案被传真到了日内瓦ITU(国际电信联盟)总部,从那一刻起,中国开始了曲折而漫长的3G标准之路。
2000年5月:由中国提出的TD-SCDMA标准,与欧洲提出的WCDMA和美国提出的CDMA2000同列为国际3G三大标准之一。
2001年3月:TD-SCDMA标准被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技术标准化组织)接纳,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可商用国际标准。
  2001年3月TD-SCDMA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可商用国际标准,这是中国百年电信史上最值得庆贺的历史一刻。但一切只是刚刚开始。令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是,TD-SCDMA的产业化之路远比标准通过更为艰辛和坎坷。
初期的艰难摸索
  TD-SCDMA产业化的第一个问题是产品的定位选择。TD-SCDMA有两种制式,一种是TSM,一种是LCR。开始的时候,包括大唐和西门子在内的主要厂商都选择了TSM。但是,形势的变化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虽然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进行TSM的研发,但随着WCDMA和CDMA2000在全球的快速推进,电信运营商们对于基于2G核心网的TSM根本就提不起兴趣,他们更青睐于3G核心网标准的LCR。直到2003年下半年,大唐才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了LCR上。在TD-SCDMA产业化的起步阶段就因为TSM和LCR的选择,失去了一段宝贵的发展时间。
 
提示:TSM其实就是将T D-SCDMA的空中接口技术嫁接在2G的GSM核心网上,它并不是完全的3G,当时基于3G的核心网标准还没有确定,而GSM的核心网却是现成的,看好TSM其实更多的是出于无奈。
  那段时间,TD还受到了一些国外通信企业的置疑和反对。TD-SCDMA可能会对中国及全球移动通信市场产生的深远影响,使国外大型通信公司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能够在中国的3G市场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对TD-SCDMA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压。可以说TD产业化开始的四年时间,是在白眼与冷落中度过的。
加速发展期
  经过了最初艰难摸索之后,TD-SCDMA开始了加速发展时期。
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5年:TD-SCDMA在系统、终端、芯片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一个由40多家国内外电信企业集体参与的大产业,多厂商的产业环境初具雏形。
2007年3月:中国移动建设TD-SCDMA规模试验网的招标正式开始。目前这张部署1.5万个基站,涉及10个城市,覆盖面积达到现有网络95%的TD网络,已基本建设完成,不久后将投入使用。
 
TD-SCDMA对中国的意义
  现在就说TD-SCDMA已经取得成功还为时过早,TD的商用进程肯定会比10年的产业化之路还要艰难和坎坷,但无论最终结果怎样,TD都是中国通信行业开始有意识地展开标准竞争的里程碑。
第一代模拟技术:中国完全没有机会,从基站、交换机到终端都是买来的,2500多亿元的收入流入了国外公司的账户。
第二代的GSM和CDMA:我们又投进数千亿元,虽然中后期在技术上取得一些突破,但直到2000年,国产手机、基站、移动交换机的市场占有率仅有5%、4%和9%。
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专家分析,如果中国在第三代移动标准上没有作为的话,中国移动通信产业的整体崛起就还要再等10年。

  不过我们也为TD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为了等待TD技术的成熟,中国3G牌照的发放时间一拖再拖。与最早建设3G网络的欧洲相比,中国整整晚了8年。目前,4G标准已呼之欲出,但我们仍然没有真正跨入3G时代。这段时间上的滞后期直接导致了近两年整个电信行业的增长速度放缓。另外,电信改革的步伐也在等待中国标准的过程中陷入停滞。最近几年,关于电信业的重组猜想始终没有停止过,就在重组一直处于雾里看花的时候,中国电信运营产业发展失衡的局面几乎到了失控的局面。肩负了太多使命的TD成了中国电信业解决所有问题的先决条件。

总结 - 我们硬上TD的真正原因

  面对TD,除了欣喜之外,我们还应该拥有一份冷静的思考,TD-SCDMA对中国的意义已经超过其作为一个通信标准的意义。TD就像一面镜子,它客观地映照出怎么提出标准、怎么做研发、怎么产业化、怎么商用。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在推动标准的过程中应该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TD的10年发展史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1998年前 - 福利分房
  10年前,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求婚的——“单位要分房了,我们结婚吧?”有了结婚证,才有到单位排队分房的资格。那个时候,“单位分房”是年轻人找工作的重要条件,很多合资企业亦不能免俗,曾经担任中国惠普总裁的孙振耀在那个年代,也做了很多分房的工作,内中复杂的平衡关系,令他头疼不已。
调查报告:1997年的时候,有学者做了一个对比,发现发达国家在人均GDP 1000美元左右时消费率一般为61%,而当时我国人均GDP为860美元,但消费率仅为47.5%。
专家看法:我国消费率如此之低,是长期以来实行低工资和人们的收入增长率落后于GDP增长率积累而成的。改革前我国实行低工资制,职工和干部的劳动报酬实际上是以货币工资和实物报酬两种形式付给的。货币工资管吃穿,实物报酬管住房、医疗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住房作为一个强力的联系,把个人和单位紧紧地拉在了一起。取消福利分房的计划一直雷声大,雨点小。
1998年 - 东南亚金融危机成为房改加速器
  当时,索罗斯挟着横扫东南亚的余威,把下一个目标瞄准了中国。那时中国刚刚遭遇了长江流域的大洪水,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500亿元,同时为了兑现中国政府“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出口增长率也出现下滑。要扭转局面,启动内需是唯一的选择。

  1998年7月3日,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简称23号文)的公布实施,福利分房取消,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拉开大幕,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也从此走上了10年的金光大道。

 
1998年后 - 房地产行业走上10年金光大道
  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1997年,扣除土地购置费后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2007年已经提高到10.3%。1997~2004年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11.6%,2007年,这一比率达到23.2%。这还不包括房地产增加的就业岗位,以及对其它产业产生的间接拉动。
案例1:每100元的房地产需求(或建筑业的产出)可以带动34元的机械设备制造业需求、33元的金属产品制造业需求、19元的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需求、19元的化学工业需求、17元的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需求、17元的采掘业需求,以及10元的住房装修支出。
案例2:2003年,中国遭遇罕见的“非典”疫情冲击,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下滑到6.7%。但年底GDP依然达到9.1%,成为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在这个奇迹的背后,房地产推动的强劲内需功不可没。
  正因如此,2003年8月12日,由建设部起草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简称18号文)出台,明确把房地产业列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房价快速增长 - 房地产行业财富积累启动
  需要注意的是,1998年23号文件的最基本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城市80%以上的家庭应该是由政府向他们供应经济适用房,而不是开发商搞的商品房。而在18号文之中,经济适用房由“住房供应主体”被改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中国的房地产发展轨迹,在这个岔口,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房价开始进入快速增长轨道,房地产行业的财富积累速度也随之启动。
案例1:根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报告,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全面实施18号文件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
案例2:王石在他的自传《道路与梦想》中提到,1999年,中国内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不足5000万元,年均开发规模不到1亿元。在沪深两地交易所,近40家房地产上市企业,年营业额平均也仅是5亿元。而根据2007年3季度的报告,仅万科一家公司的总资产就已经达到950亿元,营业收入141.7亿元。2007年全年,万科销售面积合计613.7万平方米,销售金额达到523.6亿元。
案例3:在2007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来自房地产的富豪们占据了前10名中的6席。而一家房地产公司——碧桂园创始人之一杨国强26岁的女儿杨惠妍更是成为第一个身家过千亿元的中国首富。
总结

  在2003年的时候,房价大约是普通家庭收入的4~5倍,比较符合家庭承受能力。但很快一些城市的房价就突破这一防线,甚至达到14~15倍。所以从2005年开始,政府开始把稳定房价作为政策制订的出发点,先后颁布了被圈里人称为“国八条”和“国六条”的通知,但是房价飞涨的势头反而越演越烈。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24号文)发布,首次明确提出把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工作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房地产行业行进的车头,在10年之后,又一次指向了最初出发时的方向。

 
   
 
 
 
  对一个经理人来说,系统的管理理论培训有助于理解企业的战略、使组织内部沟通更顺畅。
案例:北京丰收企业管理咨询顾问公司董事长陈惠湘曾经在联想集团工作,是当年的畅销书《联想为什么》的作者。18年前,陈惠湘是联想的办公室副主任,他和上司郭为一起起草了《“大船结构”管理模式及其科学性》的文章,为当时的联想公司规划了“集中指挥,分工协作”的管理和运营模式。陈惠湘回忆说。不过,后来在亲自接触到MBA教育之后,他发现一个MBA学生在学习完企业管理课程后,自然会有这样的思路。
过去10年 - 基于直觉的管理实践经验
  过去10年是中国商学院教育大发展的时期。回顾一下此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企业界的情况,我们会发现由于系统管理理论和决策思维训练的普遍缺失,管理者大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凭感性和直觉做判断和决策的特点。
案例:1996年,山东秦池酒厂以3.212118亿元的价格夺得央视“标王”,这个看似精细的投标价格并不是严格测算的结果,它实际上就是厂长姬长孔手机号码里的一串数字。

  基于直觉的管理实践经验、来自传统文化的点滴智慧,以及从政治课本上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等等,在一些长于思考的企业家的脑海里激荡酝酿,形成了一些为人们所传诵一时的企业家“管理思想”。“毛巾挤水”、“下山摘桃子”、“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马”等等都是此类流传甚广的“管理思想”的例子。

 
1998年 - 里程碑 - 管理科学被升格为12大学科门类之一
  在坚信“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是兴国之道”的朱镕基前总理的推动下,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将管理科学升格为12大学科门类之一,这是中国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商学院教育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截至2007年,全国累计招收MBA人数超过15万人,同时,累计招收的EMBA学生也达到1.5万人。
MBA对中国企业的重要性
  有什么样的企业,就有什么样的商学院。对于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和商学院来说,商业管理知识的普及或者说管理“扫盲”是一个重要任务。
商学院学生的迫切需求:东方慧博咨询公司针对商学院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91%的毕业生认为MBA教育的价值在于系统的商业管理理论学习;71%的人认为在于学历提高;50%的人认为在于人际资源的丰富。
新管理思维影响着中国企业:一位跨国咨询公司的总经理表示,从他最近两年对客户公司的细致观察中发现,中国企业普遍地越来越强调运用更加系统、正规的方式收集信息,运用更加深入而周密的战略性思考来进行判断和决策,而不是过多地凭直觉、拍脑袋、试错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方面与业务日益复杂、竞争日益加剧、信息纷繁杂乱、显而易见的机会日益减少的商业环境有关,另一方面显然则应归因于企业管理者和管理体系的长足进步。
总结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批中国优秀企业在管理上的进步,它们对商学院的期望值也在提升,一些企业希望商学院能够改变全盘美欧进口课程和师资的状况,增加贴近本土市场实践的内容。联想控股公司总裁柳传志指出,过去几十年,中国公司一直跟在西方管理者后面学“菜谱”,现在也应该一边做一边研究,自己也要会做“菜谱”。在本土管理思想和商业文化的梳理方面,商学院应当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自己的使命。这一点已经得到一些商学界有识之士的认同。例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务长兼副院长郭理默(Rolf Cremer)认为,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中国在商业教育领域能否重新成功定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以研究本地现实问题为要务,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其他地区盛行的学术讨论上。
   与中国企业一样,中国的商学院们既要考虑生存也要考虑发展,而发展的前景如何,或许就在于对这些“高级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当中。

 
   
 
 
 
风险投资进入中国
  1999年7月13日,中华网上市,成为第一家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尽管此后中华网并未能引领门户风骚,但却为其背后的风险投资退出开启了大门。2000年,拥有更多风险投资支持的新浪、网易、搜狐三大门户集体海外上市,形成一波风险投资退出的高潮。
  华登国际因投资新浪在日后的退出中获利丰厚,名声大振,而投资搜狐的英特尔也自此拉开了在中国投资的序幕。风险投资从此便和中国的互联网如影随形,在风险投资获取高额回报率的同时,也成就了盛大、百度等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传奇。
提示:新浪的成功上市,还奠定了日后海外VC在中国的主流投资模式“新浪架构”。即国际投资人通过投资离岸控股公司的模式来控制境内企业。翻看国内诸多新兴企业的注册地,会发现均在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地注册。
风险投资 - 造就阳光富豪
  风险投资的介入,不仅帮助企业完善现代治理结构,更重要的是,企业创造财富的过程变得透明规范,并最终赢得社会的尊重。凡VC投资的企业,必须经过专业机构的尽职调查,审核公司账务、调查公司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等,偷税漏税、虚假账的行为要少很多。相比第一代企业家诸多的“原罪”,VC支持的企业家属于新一代的阳光富豪。
 
王志东:“如果没有风险投资的介入,没有一次次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新浪早就活不下去了。”
江南春:中文系出身的江南春并没有任何资本和财务的背景,但却在短短的两年内成功上市,并通过屡次惊天动地的并购,成就了分众传媒这个国内最大的数字化媒体集团的地位。学习有些投资人的商业敏感和战略眼光,学习另外一些投资人在谈判时的游刃有余等等,这些都为江南春在日后的企业运作中提供了活“教材”。
  国际化的资源、成长性企业的管理经验、资本运作的手段,第二代企业家从一开始就站在了更高的起点,并拥有国际化的视野,摆脱了单纯依靠个人禀赋和机遇的束缚,缩短了创业成功的时间。以往经常要“十年一遇”的企业家,在风险投资的催化下,得以“批量生产”。
风险投资 - 激发社会深层次的创业热情
  风险投资给中国商业带来的示范效应,激发了社会深层次的创业热情。马云、江南春、李彦宏、马化腾等曾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偶像,“80后”创业曾一度蔚然成风,这是一个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时代。客观上推动了勇于创新、勇于冒险的精神。商业模式、融资、上市甚至开始充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高潮:2006年3月开始,一档电视节目顺势将创业的热情推向高潮。央视的《赢在中国》节目,吸引了几十万创业者报名,诱饵是成功者可以获得真金白银的风险投资。通过现场比拼商业模式,现场VC评委点评,通过淘汰晋级的选秀方式,为央视创造了超高收视率。在王府井图书大厦,“创业投资”被开辟了专门的书架区域,而且该区域还挂着一块液晶电视屏,不停地重播《赢在中国》节目,总有一些人非常认真地驻足观看。无论这个节目最终是否运作成功,但它绝对是风险投资推动下的中国创业时代的写真。
总结
  当然,风险投资的趋利性,决定了风险投资和创业者并非能善始善终、时时刻刻站在同一立场,具体到特定的投资案例,分道扬镳、鸡飞蛋打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过去10年,风险投资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已经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商业土壤,更多的创业企业正摆脱营养不良,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现状1 - 中国成了商品海外输出的冠军
  “原来想入世以后狼来了,但是几年过去了,发现这个狼不像过去想得那么可怕,而且还比较温柔”,这话出自一家筹备引资上市的银行管理层之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7年里,人们更明显察觉出来的是中国对世界的猛烈冲击带来的紧张感,中国似乎可以输出一切。
案例:温州小镇把81亿双鞋销往海外,原本载满日韩汽车的远洋货轮已经给中国留出60多万辆汽车的位置,深圳的手机生产线正为全球大牌公司5亿台手机订单忙碌……
提示:10年里中国的商品输出已经历了几次升级,一方面是快速消费品到高科技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商品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是中国从简单的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升级。
现状2 - 中国在国际市场和民主政治体系中的角色也改变了
  回首入世7年,人们当年对WTO负面影响的预测大部分落空,如果说几年前还有人对开放招致外资冲击国内产业有些担心的话,现在中国越来越疯狂的输出令美国只能派出阵容豪华的说客来协商——2006年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代表包括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贸易代表施瓦布、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能源部部长博德曼……而当问题的焦点从中美贸易失衡延伸到人民币升值,中国在国际市场和民主政治体系中的角色也改变了。
 
商品输出
  “入世还是得大于失的。”如今,龙永图可以列出无数个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在WTO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中国企业和政府的效率都大大提高了。加入WTO是中国近10年来经济发展的最大外部推动力,过去10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10倍,国际贸易总额从全球第9名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贸易大国,中国迈上经济总量世界第3的位置,外贸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
得:去年上任中国美国商会会长的柏迈高是个中国迷,他使用的商品几乎都是中国货,当有人问起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时,他会回答“99%以上的中国商品是好的”。很多美国家庭食用中国的食品,最早是青岛啤酒,而最近在美国建有工厂的海尔也成为在美国最受欢迎的中国家电品牌。过去4年,中国的商品以平均每年26%的增速被全球家庭消费。
失:中国廉价商品的扩散也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反感,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西班牙焚烧中国鞋事件。廉价中国商品的大量输出惹怒的不仅是西班牙人,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全球受到反倾销争议最多的国家,中国上千万欧元的商品也曾在欧洲口岸滞留一个月。
资本较量
  不过,外资对中国企业的冲击景象也逐渐浮现,许多人担心中国的一些关键行业被外资控制,像徐工这样的陷入泥潭的国有龙头企业,本希望通过海外的资本和运营模式一展宏图,却不得不站上国家产业安全这道门槛上。
提示:徐工成为中国外资输入升级的一个缩影。中国的警惕心理使凯雷一再修改后的协议仍然未等到政府的最终批准,值得注意的是,徐工却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去年营业收入增长近50%,超过300亿元,并实现了5亿美元的出口。

  现在,一些海外创投公司的高层更是感慨中国政府对海外资金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位早期投资公司副总裁回忆,“以前我们到地方投资,省长亲自接见,把省里最好的项目介绍给我们,没有不赚钱的,而现在政府对海外资本要考察你对社会贡献多少。”她也觉得,现在的中国政府比以前更有钱了,入世以后新一代的政府官员素质更高了,随着越来越多的钱涌进中国,他们很了解国际资本的游戏规则。

资本输出

  统计数据显示,外商在中国投资企业数量下降了约9%,投资项目的平均金额仅为2.02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对海外的投资并购的金额首次超过外资在中国的并购金额。

声音:如同一位经济学者所说,中国刚刚经历过了商品输出,并逐渐进入资本输出阶段,只有当中国进入货币输出的时代才可能驾驭全球经济。
 
   
 
 
什么是MBO?
  MBO是Management Bay-Out的缩写,也被称为管理层收购,就是管理者利用负债融资,或是通过股权交换等产权交易手段,用少量的资金收购公司成为公司所有者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退民进”的大潮中,MBO作为一种产权制度改革方式在国内悄然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它解决了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分离的局面,对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及国有资本的退出等问题提供了实施路径。
  但是,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风险最大的环节。由于国退民进过程中的泛运动化倾向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MBO越来越被社会各界诟病,当越来越多的国有股通过MBO方式被低价转让后,这几乎成了国有资本迅速转为私人资本的灰色渠道,一些人因为有权力而迅速暴富。
MBO乱局中的典型失败案例
  2002年10月中旬,曾经的“饮料大王”,原广东健力宝集团董事长李经纬在医院的病床上收到一纸通知,广东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因涉嫌贪污罪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检察院则以“利用职务之便,以购买人寿保险的形式,侵吞国有财产331.88万元”为由对其立案侦查。
   此时,那个他曾经为之奋斗多年,年销售额曾经达到50亿元的饮料企业,已经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资本庄家张海接手。张海后因经营不善被免职,又因涉嫌做假账、侵吞健力宝资产而被佛山市公安局拘捕。2007年,曾经风光无限的健力宝被台湾统一集团收购。
其他失败案例1:曾经引领空调行业的广东科龙集团,当地政府不但否决了管理层的MBO方案,还在没有明确理由的情况下,免去了创始人潘宁的职务,企业发展从此陷入困局,最终前来收拾残局的是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顾雏军,顾后来因为挪用资金等多项罪名被捕入狱。
其他失败案例2:曾经在员工持股方面高调率先做出制度性安排的江苏春兰集团,其方案最终没有被中央政府批准;曾经一手将一家频临倒闭的乳品厂做大的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也是因为在为管理层谋求股权利益的过程中,因为动用很多灰色手段,最终获罪入狱。
其他案例3:曾经在中国汽车业屡出奇招的华晨集团董事长仰融,因为产权问题与政府方面展开长时间的谈判,希望通过产权制度的安排,对跟了他10年的管理层有所交代。最终的结局是仰融出走美国,从此华晨与他无关。
其他案例4:曾经一手将一家频临倒闭的乳品厂做大的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也是因为在为管理层谋求股权利益的过程中,因为动用很多灰色手段,最终获罪入狱。
 
MBO乱局中的成功案例
  当然在这场国退民进的大潮中,有些企业还是相对完美地完成了股权改造,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情况下,为管理层赢得了相应的权益。
案例1:TCL集团在1997年与惠州市政府签订为期5年的协议,按照协议,TCL集团到1996年的3亿多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多增长25%~40%,管理层可以获得其中的30%;多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45%。这样一个增值量化的方案最终得到有效实施,2004年TCL集团上市,总裁李东生持有5.59%股权。
案例2:广东美的集团的做法是在量化净资产的基础上,拿出一定比例折成股份,分给经营者。2000年12月,美的控股将自己所持有的法人股以每股3元的价格转让给美托投资公司,后者成为美的集团的第一大股东,该公司由美的集团高管控股,董事长何享健拥有25%的股份。
 
 
“郎咸平风暴”
  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和市场定价体系,期间的确有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混乱不堪的MBO成了民愤的出气口。期间最知名的要算是来自香港的金融学教授郎咸平。凭借其出色的财务分析能力,郎咸平对内地企业的种种责难迅速在民众中获得了强烈的共鸣,其学术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道义的载体。
案例1:他公开质疑TCL,认为其股改方案实际上是国有股权不断被稀释的过程,李东生个人成为股改的最大受益者。
案例2:他公开质疑TCL,认为其股改方案实际上是国有股权不断被稀释的过程,李东生个人成为股改的最大受益者。
案例3:他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一文中,对顾雏军的财务运作方式给出了严厉的批评。
总结
  此时的MBO显然已经是瓜分国有资产、侵吞社会财富的罪恶之手的代名词。那些曾经以社会财富创造者身份被人们颂扬的英雄式的企业家,如今对产权问题三缄其口,避之唯恐不及。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更是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折损了如此多知名企业和企业家之后,MBO逐渐被人淡忘。但是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机制依然在企业家和管理者层面不断探索。在股权分置改革逐步实施的情况下,众多上市公司开始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以此来推动企业不断提升业绩,同时也让管理者能够分享到阳光下的财富。
   
 
 
生存还是毁灭?是个问题
  2004年12月8日,当联想集团以12.5亿美元的高额代价收购了IBM全部PC业务的时候,它面临着的可能就是旅鼠的命运。当时的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还能够清晰地记得,当他第一次西装革履地去参加IBM PC在中国举办的经销商大会的时候,他只能坐在最后面的位置上。在收购之前,联想还只是一家彻头彻尾的本土企业,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中国市场,却一个猛子扎进了变幻莫测的大海之中,等待联想的到底是生存还是毁灭?
寓言一则:据说地球上有一种叫做旅鼠的动物,当他们原来居住的家园食物耗尽之后会选择集体迁移。但是,当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海边的悬崖峭壁之后,望着令人向往的彼岸,他们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最后全部葬身于海底。
 
中国本土企业国际化之路:并购
  在过去的10年间,巨大的成本比较优势使得全球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造就了一批本土的制造业巨头。联想、TCL、海尔等中国企业以贸易起家,以低成本制造为基础,崛起于自主品牌,成为行业的领头羊。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国际化。
失败案例:TCL收购了汤姆逊的CRT彩电业务,却发现技术的变革使得CRT很快就被消费者所抛弃;京东方收购了五代的液晶生产线,而日韩厂商却正在完成向七代甚至十代线的迁移……由于缺乏对全球大势的敏锐感觉,这些看起来很像金子的资产到了中国企业手中没多久就露出了废铜烂铁的原型。
 
联想收购IBM PC业务后遇到的问题
  即使买到的确实是像IBM PC这样的“金子”,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就一定能够成功吗?也未必。要知道,“卖的是过去,买的是未来”,如果中国企业不具备整合和运营全球化资源的能力,再好的金子也会变质。
整合:完成收购之后的联想马上就遇到了整合的难题。一开始,中外员工连沟通都成问题,开会还要通过翻译。文化上的融合则更为困难,一部分IBM员工由于难以适应联想的文化而选择了离开。
品牌迁移:品牌的迁移也是大问题,如何才能将备受推崇的ThinkPad从“IBM制造”切换到“联想制造”?
其他问题:除此之外,供应链的整合、信息系统的对接、运营模式的转变、职业经理人的培养……这些事情哪一件联想都没有做过,却不得不去做。
 
 
郎联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在整合的过程中,联想遇到了很多挫折——欧美市场出现了全面亏损,新推出的产品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全球供应链的整合力不从心……无论哪一件都可能使得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令人惊奇的是,在一些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开始在海外市场实施“敦刻尔克大撤退”之时,联想却不仅熬了过来,而且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1:并购完成之后,联想首先稳住了IBM原有的管理团队,随后又引进了富有国际管理经验的阿梅里奥等职业经理人,全球人才为我所用,从而搭建了一套高效的流程和管理架构,保证了联想的海外业务没有崩溃。而一些中国企业失败的首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国际化人才。
原因2:这里我们也不能忽视联想原来就相当不错的管理基础。当别人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经营方式的时候,联想就已经建立起一套先进的信息化系统;当别人还在依靠老板的个人喜好选择管理人员的时候,联想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全方位的人力资源考核体系。正是因为如此,联想才没有“输在起跑线上”。
原因3:如今,当联想董事长杨元庆熟练地用英语与来自全球的各大区域高管交流的时候,新的联想已经变得更为自信,它已经开始向海外输出中国的交易型模式了。
总结
  美国学者布鲁诺(Bruner R. F)曾经研究过数千起并购案例,发现并购成功的概率只有六分之一,却有30%的并购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这还是全球发达国家的成功率,中国企业并购的成功率恐怕还会更低。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说联想的收购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联想的经验和教训将会带给中国企业很多启示,也将成为值得我们珍惜的宝贵财富。
   
 
 
股改前
  非流通股曾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大“特色”,它指上市公司中不能在交易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股票(包括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内资及外资法人股、发起自然人股等);这类股票除了流通权与流通股不一样外,其他权利和义务都是完全一样的。非流通股可以通过拍卖或协议转让的方式来进行流通,但这样做,一定要获得证监会的批准,交易才能生效。也正因为如此,大股东股权价值往往较其市价低很多。
案例1:宝钢高层去年10月时有些郁闷,因为假若与必和必拓竞购力拓,它必须付出200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而对手却可以用换股等多种资本运作方式来竞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宝钢股份是在A股市场上市,虽然股价很高,但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并不能流通,国际投资者也不会认同这些股份的市场价值,这让一直欲筹谋在国际市场上大展拳脚的宝钢深感掣肘。
案例2:2001年中国石化海外上市结束不久,即又开始在A股市场募股。然而H股招股价仅1.61港元,A股的发行价却高达4.22元,为此当时即有投资者指责中石化圈钱,分析师指出,中石化A股发行价之所以高出H股几倍是因为大股东股权并不流通,因此肯定会有较高的溢价。

  因为国有股不能流通,董事会无法施行股权激励方案;同样是因为国有股的无法流通,中石化不能通过A股市场引进境外投资者,也就不能真正建立现代企业管理体系,无奈之下,李毅中只能将这些设想转而通过香港市场实现。

股改后
  2005年经过几番博弈,中国证券市场终于吹响了股改的号角,当年中石化即完成了股改,在付出一定比例对价后,从前不流通的国有股可以走出深闺,待价而沽了。
声音:“一旦大非解禁,A股市场将成为中石化下一步整合国内资源的重要平台,股权转让会成为资本运作的手段之一,而从前我们收购加油站、油田区块,那是需要直接付出真金白银的。”有中石化董秘局官员说。
股改的益处分析
  对中小企业:股改最大的益处就是促进了他们尽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将经理层的收益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有资料显示,2006年、2007年很多A股上市公司业绩都较上年提升了一倍以上,2008年A股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仍有可能较上年提升50%。
 
 
 
  对金融行业: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有证券界人士认为,完成股改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新的舞台。“从前由于2/3以上的股权不能流通,换股、并购等国际通用的资本运作手段在中国没有施展的空间,股指期货、做空机制等也无法施行。”他说,“随着大小非解禁高潮的结束,这些金融创新手段就有了施展的空间,中国的产业整合才能够加速。”
 
但也有人对股改成效持谨慎态度
  “股改是从机制上解决了‘同股不同价’产生的弊病,对企业发展肯定有积极作用,但A股市场仍维持着不正常的高溢价,这会妨碍甚至制约企业通过市场进行资本运作的能力,因为国际投资者并不认可我们的这种高溢价。”有中国社科院专家说。
   他认为,高溢价是我国目前外汇管理制度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然而随着外汇管制制度的放开,A股市场将回归理性,到那时才真正谈得上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
 
   
 
 
轰轰烈烈的美泰事件
  2007年夏,因生产芭比娃娃而闻名的全球最大玩具公司美泰(Mattel),以存在安全问题为名,在短短近一个月内,三次宣布在全球召回近2000万件中国制造的问题玩具。据说是迫于压力,美泰旗下子公司同时对外界披露了制造商的名字——佛山达利玩具有限公司,9天后,陷入绝境的达利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在工厂仓库内上吊自杀。
提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玩具出口国,中国出口玩具数量约占全球的60%,广东占中国出口量的68%。我们手头没有数据显示美泰到底有多少订单在国内,但显然,这不会是小数字。所以,不论是为己还是为人,美泰都不得不道这个歉。

  从很多层面来说,去年闹得如此轰轰烈烈的美泰事件都足以构成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它勾勒出当今世界对中国制造的无限依赖,也挤兑出中国制造除制造力以外的所有能力全线匮乏。

深度分析
  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没有人曾经想到过美泰需要就此事向全世界道歉,尽管国内的制造商对此怨声载道,因为美泰事件让采购商们对整个中国制造的品质产生质疑,有那么个把月时间,半数以上的厂商都在和采购商谋合,接受重新检测和培训,规模小些的采购商则趁机压价谈判,本来就已经有些不堪重负的外贸制造商们不得不临时抽调人手进行危机公关。据说,在去年10月底结束的广交会上,玩具成交量大幅下降10.7%。
  深究起来,工厂生产的玩具表漆含铅量超标,导致被美泰要求召回,其实只是张树鸿自杀事件的导火索,整个火药包却是张树鸿和整个制造业为自己埋下的。
提示:为了在全球采购中保持竞争力,中国制造多年来一直把价格作为自己的核心武器,以至于在原材料物价不断上涨、工人工资节节攀升、安全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的今天,采购商在价格上仍然对中国企业一压再压。在价格竞争中,牺牲全部利润,仅赚取国家为鼓励出口而设置的出口退税,甚至把国家给的补贴让出一半给采购商的企业都大有人在。价格拼到这个程度,“中国制造”几乎把自己逼入了死胡同。
 
 
 
  但靠成本取胜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2005年,伴随着出口量最大的服装纺织业取消配额这一好消息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浮动的汇率政策,其后不到三年时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8.1上涨到了7.1,上升了12%;然后,政府开始降低出口退税税率,直到去年6月份公布从7月1日开始调整2831项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覆盖了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目录的37%,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的产品取消退税,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产品的退税税率;最后一个重磅炸弹应该是2008年1月份开始执行的新《劳动法》,企业主将承担更重的对雇员的养老、医疗等社保压力。
数据:长期以来,由于太过于依赖价格优势,缺乏更多的竞争能力,在去年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公布以后,许多制造商的信心遭受了严重打击,据香港工业总会公布的数据,珠三角地区的6万至7万家港资工厂中,今年将有10%停产,总会副主席刘展灏说,这个比率可能是20年来最高的。
 
总结
  在20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制造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老路显然是越来越走不通了,中国制造必须尽快向全球贸易链条的高端不断攀升,才能让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好过。
 
   
 
 
太湖治污的现实状况 - 治理没有污染得快
  太湖是个水污染高发地带,1998年的时候太湖水污染就已非常严重,媒体追踪报道“零点行动”——到1998年底,太湖地区1035家重点污染企业必须全部实现达标排放。同时,又确定了太湖水“变清”治理目标,即1998年底实现全流域工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沿湖宾馆和饭店等单位的废、污水要达标排放;2000年各出入太湖河流的水质都要达到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和规划要求,实现太湖水体变清。
最近案例:从2007年5月29日开始,江苏省无锡市城区的市民突然发现,家中的自来水有一种异味,水的颜色也有变化。于是,市民纷纷抢购纯净水和面包,饮用水被污染的消息引起城市一片恐慌。这次无锡水污染的根源很快就查明,罪魁是太湖蓝藻大面积暴发。截至6月3日下午,无锡市饮用水危机得到缓解,无锡市出厂自来水的水质基本合格,蓝藻污染导致的异味基本清除。市民除喝水和做饭仍使用纯净水外,其他生活用水已经正常。
数据1:上世纪90年代在规划“太湖水变清”时,当时估算每年进入河道和湖泊的工业废水只有5.4亿立方米,生活污水的年排放量也只有3.2亿立方米左右。但在要求“变清”的2000年,排放的污水量惊人地增加:监测数据显示,2000年太湖流域点源污水排放量53.3亿立方米,其中工业污水32.4亿立方米,城镇生活污水20.9亿立方米。
数据2:最终的污染源头指向了太湖地区的重工业化城市。据财政部农经司副司长曹广生提供的数据,行政区划涉及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安徽五省市的太湖流域片,去年以占全国不到3%的土地面积、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4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
一个经济常识 - 治理成本要远高于污染所换来的经济发展收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研究员苏扬曾经撰文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各种国家级公文里就多有“不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这样的表述,但2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条路我们还在走。事实证明,治理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污染所换来的经济发展收益。
数据:例如滇池周边的企业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而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达到Ⅲ类水标准,至少就得花几百亿元。淮河流域小造纸厂的产值20年累计不过500亿元,而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便只是干流全部达到最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Ⅳ类)也需要3000亿元的投入,而要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的状态(Ⅲ类),则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必须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人们对于这样显而易见的经济常识视而不见呢?算来还是因为温饱压倒一切。成本再巨大,也是远期的事情,而现实的利益再小,也是眼前的。上世纪80年代的“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开矿政策破坏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解决温饱这个民生问题。更何况人的贪欲无限,更可以收取眼下的利益,然后迁居异地,把将来的成本转嫁到下一代人身上。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必须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是因为在20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前10年中,中国没有资格对制造业挑三拣四,必须要从低技术含量、高污染的行业开始。既然中国要融入到世界经济秩序中,就必须先接受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污染工业——因为你没有能力从事不产生污染、高附加值的高科技行业或者服务业。要钱没有,要人没有,不从事这些低价值的高污染制造业,你还能干什么?

总结

  所幸的是,中国在高污染的环境中迅速积累了财富。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历程。此时,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倡导用绿色GDP来衡量发展。没有发展的基础谈不上科学发展,虽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提前转弯。另外,现代环保技术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后发优势,为中国提前转弯提供了动力。

描述: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成本实现经济增长,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进行污染治理,这句话非常有内涵。其实,这句话就是经济学对于环境治理的最经典的表述。
 
   
  改变了中国商业发展轨迹的事肯定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10件,你认为还有哪些事件也改变了中国商业发展的轨迹呢?请在下面写出它的名字和理由:
我认为
也改变了中国商业发展的轨迹
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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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科技出品 内容来源:《IT经理世界》 编辑:吴毅 外联:田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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