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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类有时候对同类如此残忍？我们该如何为纯粹的不人道行为辩护？传统的解释是，人们只有在将别人去人性化之后才会对他们做坏事。以大屠杀为例，德国纳粹之所以想要消灭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部分原因是纳粹意识形态教唆他们把犹太人视为次等人，认为他们是没有自由、尊严甚至生命本身权利的对象。
图：德国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
不过，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认为，这种对人类残忍行为的解释不够完整。布鲁姆日前接受采访，谈及为何他认为“残忍来自去人性化”是错误的，以及他给出的残酷结论：几乎任何人都有能力在特定环境下犯下惊人的暴行。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摘要：
问：你能总结下你关于人类残忍根源的论点吗？
布鲁姆：许多人谴责人类残忍的根源是去人性化。他们认为，当你不懂得欣赏他人的人性时，种族灭绝、奴隶制和各种罪恶就应声而出。我不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也相信我们对其他人做的很多可怕事情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们看成人。但我提出的论点是，这种观点是不完整的。
我们之所以如此残忍、野蛮，我们对彼此做出可怕的事情，事实上恰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其他人的人性。我们把别人看成是应该责备的、有道德责任的人，他们也同样残忍，不给我们应得的，并索取超出他们应得的。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可怕的，因为我们把他们看成是有道德的人。
问：我们始终认为，种族灭绝或奴隶制出现需要两样东西，即将受害者非人化的意识形态和庞大的官僚机构。
布鲁姆：我认为真相就在这两者中间的某个位置，我不认为这些东西是“必需的”。我认为很多大规模屠杀事件都是按照你所描述的方式展开的：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在杀人。这就是所谓的“工具性暴力”（instrumental violence），他们想要达到某种目的，可是那些人阻碍了他们，所以他们不再把这些人当成人来看。
这显然就是纳粹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人们沦为机器，被当作动物来劳动。但是在集中营里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可耻和羞辱的，它大多与折磨人有关，因为纳粹认为那是他们应得的。这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快乐。但如果你仅仅把这些人当作动物看待，你就不会得到那种快乐。你不会去羞辱动物，而只会羞辱人类。所以去人性化是真实的、可怕的，但这并不是全部。
问：解释下这与我们普通人、我们的心理以及我们对这种暴力的易感性之间的关系。
布鲁姆：可以这样想：我们都对社会等级制度、被认可和尊重的渴望非常敏感。所以我们经常屈服于我们所处环境带来的社会压力。这并不一定是邪恶的。作为一名教授，我想做好我的工作，我想获得同龄人的尊重，这没什么不对的。但我们想要在社交场合表现出色的愿望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你能通过帮助别人赢得尊重，那没有问题。可如果你通过暴力支配别人来赢得尊重，那将是毁灭性的。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社会环境，以及它是否能激励好的或坏的行为。
问：我们对人们为什么会做坏事的直觉是错误的吗？我们对人性的看法是否过于乐观？
布鲁姆：我认为我们的直觉在任何方面都是错误的。首先，有这样一个误解：做坏事的人是精神变态者、虐待狂或怪物，他们被看着别人受苦的纯粹快乐所驱使。然而，真相远比这更为复杂。还有个去人性化的误解，那就是每个做坏事的人都在犯错误。他们只是无法理解其他人的人性，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错误，如果我们能让他们坐下来说，“嘿，伙计们，那些犹太人、黑人、穆斯林，他们都是和你一样的人”，那么邪恶就会消失。不过，我认为这些都是假的。
问：为什么是假的？
布鲁姆：想想白人至上言论，白人至上主义者了解犹太人、黑人以及他们歧视的其他种族的人性，这让他们感到害怕。他们的口号之一是:“你们无法取代我们。”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认为他们是蟑螂或亚人类，你就不会这么喊了。这是你对你真正担心的人所念叨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你认为对你的地位和生活方式构成威胁的人。
问：因此，残忍并非一种意外产物，也不是一种精神失常，而是一种对“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布鲁姆：有很多东西，我不认为会有什么残酷的魔法子弹理论。我认为有些残忍来自于去人性化，有些是由于失控而产生的，还有些残忍源于对你想要的东西的渴望，比如性、金钱、权力等等。我认为很多残忍都源于对他人人性正常和自然的欣赏，这与我们的某些重要心理欲望有关，比如惩罚那些我们认为做错事的人的欲望。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做坏事的人和我们一样，他们在某些特定方面迷失了方向。
问：我倾向于认为人类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可塑性。在适当的条件下，任何人都几乎能做任何事吗？
布鲁姆：哇，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有点儿相信这种看法。我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做可怕的事情，当然可能会有例外。但我们已经看到，在实验室条件和现实环境中，人们可以被操纵去做可怕的事情，虽然有些人会说：“不，我不会那样做”，但他们往往是少数人。
再强调一次，我认为陈腐的答案是，我们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如果我们住在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里，你和我将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必须适应那里的条件。尽管如此，还是存在着强大的个体差异。人们可以超越他们的条件限制，但这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问：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曾经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家研究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纳粹德国，以及当时德国整个社会如何会陷入这样的道德深渊。人们看着那一刻的疯狂，对自己说:“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但我不认为会这样简单。我认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尽管这是个丑陋的事实。
布鲁姆：我认为你是对的。我们有一种可怕的倾向，高估了我们在道德方面的立场，总是认为我们是勇敢的人。这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华盛顿邮报》上曾有人撰文称：“那些遭到性侵犯的人令我感到困惑，因为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坚决反抗，我会把这个人送到他该去的地方，我会说出来。”
这种态度常常是对受骚扰者的蔑视。他们在道德上有些软弱，或者他们只是没有说实话。我的同事玛丽安·拉弗朗斯（Marianne LaFrance）不久前做了一项研究，他们问一群人：“如果你面试时有人问你这些有关性别歧视、丑陋的问题，你会有什么感觉?”几乎每个人都说：“我会拂袖而去”、“我会让那个人下地狱”等等。
然后，拉弗朗斯等人对这些人进行了假面试（受试者不知情），并询问他们有关性别歧视等方面的问题，所有女性都选择了沉默不语。关键在于，我们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不会以我们认为的方式或我们想要的方式行事。如果你和我都在纳粹德国，我们会认为我们是正义的一方，我们是英雄。但我们可能只是普通的老纳粹分子。
问：如果你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如果我们能摆脱那些有害的意识形态来证明它的合理性，那么你还认为“我们能摆脱残忍”是愚蠢的吗？
布鲁姆：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成为更好的人，我认为我们正在成为更好的人。但如果我是对的，这一点并不简单。承认他人的人性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最终，我们需要更好的想法，更好的意识形态。我们需要不那么迷恋权力和荣誉的文化，而更关注正念和尊严。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来平息我们对支配和惩罚的欲望。我对实现这样的目标持乐观态度，但做起来并不容易。
布鲁姆教授曾经在《纽约客》上撰文，阐述人类所有残忍行为的根源，他援引反乌托邦电视剧《黑镜》(Black Mirror)中的场景，即士兵追捕并杀死名为蟑螂的可怕人形生物。这是个标准的科幻场景——人类对抗怪物，但也有个令人纠结的地方：士兵们的大脑植入物让他们把目标的脸和身体看得像怪物一样可怕，把他们求饶请求当成刺耳的尖叫。当我们的英雄植入失败后，他发现自己并不是勇敢的人类捍卫者，而是个杀害无辜平民的凶手。实际上，这是根除群体中被鄙视成员行动的一部分，它与20世纪40年代德国纳粹屠杀欧洲犹太人的行为相似。
哲学家大卫·利文斯通·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曾在社交媒体上评论了这段描述，他想知道作者是否读过他的书《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Less Than Human: Why We Demean, Enslave, and Exterminate Others)。这是对人类残忍行为深思熟虑的反思和探索，剧中情节完美地抓住了它的核心思想：当人无法欣赏他人的人性时，就会发生种族灭绝之类的行为。
史密斯著作中的一个重点是奴隶主的态度：17世纪的传教士摩根·戈德温(Morgan Godwyn)观察到，奴隶主相信黑人，虽然黑人的身材有些男性化特征，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被视为男人，而是“灵魂匮乏的生物，被归入野兽之列，并受到相应的对待”。其次是大屠杀，犹太人被送入毒气室、进行可怕的医学实验等，这种罪恶被解释为纳粹未将受害者视为人类。
用心理学家赫伯特·科尔曼(Herbert C. Kelman)的话来说：“对谋杀同胞的抑制通常是如此强烈，如果要以平稳有序的方式进行有系统的屠杀，受害者必须被剥夺他们的人类地位。”纳粹用官僚主义的委婉语，如“转移”和“选择”来净化不同形式的谋杀。
如今，这种现象似乎无处不在。谷歌你最喜欢吐槽的群体——犹太人、黑人、阿拉伯人、同性恋等等，他们的代名词“害虫”、“蟑螂”或“动物”之类的字眼都会跳出来，其中有些言辞被视为不合适的主流话语。但是等得稍久一点儿，你就会听到许多受尊敬的人使用“动物”这个词，用来形容恐怖分子、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非法移民或非法移民搬运工。这种论调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演讲中也有体现，但在我们其他人谈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时候也是如此。
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把数字纹在囚犯的手臂上。纵观历史，人们始终认为“拥有人类”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学者和政治家们也曾就某些群体(如黑人和印第安人)是否是“自然奴隶”进行过明确的辩论。即使在上个世纪，也有“人类动物园”，非洲人被关在笼子里供欧洲人观看。
早期关于去人性化的心理学研究着眼于纳粹与我们不同的地方。但是心理学家现在谈论的是普遍的去人性化。墨尔本大学的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和爱丁堡大学的史蒂夫·拉夫南(Steve Loughnan)给出了许多例子，包括有些令人痛苦的世俗例子:“愤怒的公众成员称性侵犯者为动物。精神病患者仅仅把受害者当作达到他们邪恶目的的手段。穷人被嘲笑为淫荡的傻瓜。路人无视流浪者，仿佛他们是透明的障碍。痴呆患者在媒体中被描绘成拖着脚走路的僵尸。”
将他人视为物体或动物的论点，似乎能解释很多问题。然而，有理由认为这几乎与事实相反。在许多欧洲足球比赛中，球迷对非洲球员发出猴子般的声音，并向他们扔香蕉。把非洲人描述成猴子是一种常见的种族歧视，而且可能看起来像是另一个去人性化的例子。但显然，这些球迷并不真的认为球员是猴子，他们行为的全部目的就是迷惑和羞辱球员。他们之所以认为这样的嘲笑是有效的，是因为他们假设非洲球员会因为这样的羞辱而感到羞愧。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承认对方是真正的人类。
想想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发生的事情。蒂莫西·施耐德(Timothy Snyder)在《黑土：大屠杀的历史与警示》(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一书中给出了描述：第二天早上，“擦洗派对”开始了。Austrian SA成员通过名单、个人联系以及调查辨认出犹太人，强迫他们跪下，并用刷子清洗街道。这是一种仪式上的羞辱：这些通常是医生、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士的犹太人，突然跪在众人面前做卑贱的劳动。
另一位记者描述道：那些来自维也纳的金发女郎彼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目的是为了更近距离观看面色苍白的犹太外科医生擦洗街道的场面。他们的面前是六名年轻流氓，手里拿着纳粹徽章和狗鞭。与此同时，犹太女孩遭到性侵，年长的犹太男子被迫进行公共体育表演。那些被迫擦洗街道的犹太人（更不用说那些遭受更严重迫害的犹太人）并不被认为缺乏人类的情感。
的确，如果犹太人被认为对他们的待遇漠不关心，那么这里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人群聚集起来，就是因为他们想看到犹太人受苦。这种残忍的逻辑暗含隐喻：要断言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只有在这种不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像害虫一样对待人类的施虐行为，恰恰在于施暴者认识到他们并非是害虫。
许多进化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将攻击、强奸和谋杀解释为理性行为，使行凶者或行凶者的基因受益。毫无疑问，有些暴力可以起到有益的作用，尤其是在更残酷的环境中。另一方面，许多暴力行为可以被视为失控的迹象。《Criminology 101》中指出，许多犯罪行为都是在毒品和酒精的影响下犯下的，而攻击、强奸和谋杀的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表现出较少的冲动控制。在激情的炙热中，暴力行为的道德抑制失去了价值。
但人类学家艾伦·菲斯克(Alan Fiske)和心理学家泰格·雷(Tage Rai)合著的《良性暴力:为了创造、维持、终结和尊重社会关系而伤害和杀戮》认为，这些标准的描述往往会让社会倒退。在许多情况下，暴力既不是问题的冷血解决方案，也不是抑制的失败。最重要的是，它不会导致对道德的盲目考量。相反，道德往往是一种激励力量:“当人们觉得为了规范某些社会关系，施加痛苦或死亡是必要的、自然的、合理的、可取的、宽容的、赞赏的以及合乎道德的，他们就会被暴力所驱使。”
显而易见的例子包括自杀式炸弹袭击、荣誉谋杀和战争期间对囚犯施加酷刑等，但菲斯克和雷将这个清单扩展到了帮派争斗和对亲密伙伴的暴力方面。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行为通常反映出他们想要做正确的事情、报复或者给别人教训的愿望。这种行为与刑事司法系统依法施加的惩罚（以回报、威慑或纪律的名义）之间有着深刻的连续性。道德暴力，无论是体现在法律制裁、在战争中杀害敌方士兵，还是因道德越轨而惩罚某人，其动机是认识到其受害者是道德的代理人，完全是人类。
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性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人类?”蕾·朗顿（Rae Langton）探索了性唯我论的概念，这是对女性思想存在的怀疑。无数的理论家谈到了“物化”，否认女性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以及忽略她们的体验。像菲斯克和雷一样，哲学家凯特·曼恩(Kate Manne)在相反的趋势中看到了更大的真相。她认为，通常缺乏的不是女性的人性意识，她们的人性正是问题所在。
曼恩提出，男人已经开始期待女人的某些东西——注意、赞美、同情、安慰，当然还有性和爱。厌女症是管理和执行这些目标的心态，它是父权制的“执法部门”。这种态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坏女人”的惩罚，坏的意思是不给男人想要的东西。但是厌女症也包括奖励那些循规蹈矩的女人，同情那些对女人做过坏事的男人。
在对厌女症进行案例研究时，曼恩认为掐死（几乎总是由男性对女性亲密伴侣实施）是一种“权威和统治的展示”，是一种没有任何痕迹的折磨。其他形式的暴力表达很可能会留下痕迹，尤其是针对孟加拉国和其他地方的女孩和妇女的“硫酸攻击”。这些攻击的催化剂包括拒绝婚姻、性和浪漫。然后，所谓的家庭毁灭者（几乎都是男人）就会出现，他们杀死自己的家人和自己。
通常，动机是羞耻感，但有时仇恨也是一个因素，有时被杀害孩子的母亲还活着，也许是通过电话或者事后的短信通知，让她看看施暴者到底做了什么。受害者也是观众，她的预期反应在行凶者的想象中很重要。曼恩深入研究了艾略特·罗杰(Elliot Rodger)的案子。
2014年，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女生联谊会上被禁止进入，为此开始疯狂杀人，目标随机选择。他杀死6人，伤了14人，然后自杀。在录像带中，22岁的罗杰解释说，女人“把他们的性和爱给了别人，但从来没有给过我。”然后，他对这些女人说：“我要为此惩罚你们所有人，我很乐意屠杀你们所有人。”
曼恩明确表示，罗杰并没有将女性物化，他只是被激怒了，因为她们没有将爱情和浪漫赋予他。曼恩的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观察的探索，后者发现男人害怕女人会嘲笑他们，女人害怕男人会杀死他们。对于曼恩来说，这些暴力事件仅仅是日常厌女症的极端表现，她还将自己的分析延伸到了挑逗搭讪、对堕胎的态度等。
如果最恶劣的残忍行为不是由去人性化造成的，那么并不是所有的去人性化行为都伴随着残忍。曼恩指出，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把她的病人视为纯粹的身体并没有问题。事实上，医生在检查病人时不要有某些自然反应——愤怒、道德厌恶、性欲，这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给的例子显示，躺在床上睡觉时将伴侣的肚子当做枕头，并在性交情况下继续探索更多充满物化的场景，只要两厢情愿且局限于卧室中，就没有什么内在错误。
作为一名哲学家，曼恩在更多的技术文献中论证了她的观点，并强调了她的立场与牛津哲学家P. F.斯特劳森（P. F. Strawson）的“反应性态度”理论之间的联系。斯特劳森认为，当我们作为人与其他人打交道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体验到这种态度，比如钦佩、感激、怨恨和责备。你一般不会对岩石或啮齿动物有这种感觉。
曼恩指出，将其他人看做是人，可以让那个人是成为真正的朋友或者心爱的伴侣，但这也可以让人们成为理解竞争对手的敌人、篡位者、不听话的人以及叛徒等等。此外，在理性、能动、自主性和判断力等能力方面，他们也是能够胁迫、操纵、羞辱或羞辱你的人。在能够想象的抽象关系和道德情感下，他们有能力对你进行恶意思考和轻蔑地对待你。他们有能力形成复杂的欲望和意图，能够隐藏对你的恶意和阴谋。当他们有能力评估时，他们可能会评估你所厌恶的，你所关心的。因此，他们可能对你所珍爱的一切构成威胁。”
如果说这些对待暴力的方法中缺少了某些东西，那就是对第一人称态度的关注，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作为道德主体的情况。我可以怨恨某人，但我也会因为我对他/她的态度而感到羞愧。菲斯克和雷有时会这样写，仿佛道德暴力的范例是电影中主人公将恐怖分子、连环杀手或强奸犯干掉的最后一幕，这是让所有人都为之欢呼的、令人心满意足的行为。
但是怀疑和矛盾心理又如何呢？有些父亲严厉地殴打他们行为不端的孩子，或者有些士兵实施“惩罚性强奸”，他们对自己行为的道德正确性充满信心。但有些不是，真正的道德进步可能包括研究怀疑和矛盾的形式，它们有时会出现暴力行为。在《漫漫长夜：集中营的全球历史》(One Long Night: A Global History of Concentration Camps)一书中，安德里亚·皮策(Andrea Pitzer)阐述了她的研究对象的许多困惑。
皮策说，每当政府在正常的法律程序之外关押平民时，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这样的集中营。它们可能是地球上最野蛮的地方，但这并不是最基本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日本战俘营远没有德国集中营那么可怕。甚至有些以高尚意愿开始的难民营，比如为提供食物和庇护所而建立的难民营。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难民营的情况往往会恶化，演变成皮策所说的“永久炼狱”。
当建立集中营时，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为了保护更多人口不受某些可疑群体的侵害，或作为文明信息的一部分，或作为约束某些平民不支持敌对势力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中营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工具性暴力”的例子。不过，一般来说，这些难民营确实有惩罚的一面。皮策对各种集中营的描述包含了很多残忍和堕落的例子，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把它们仅仅看作是对受害者人性的不认可。
去人性化理论的局限性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始终有些乐观的观点认为我们最坏的不人道行为往往基于混乱。它表明，只要我们对现实有更清晰的把握，我们就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然而，事实可能更难接受：我们最好的和最坏的倾向恰恰来自于将他人视为人类。（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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