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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智能讯2月10日消息】Benchmark的合作伙伴Bill Gurley在法院上陈述证词的时间很短,这位前Uber董事会成员在第四天参与了关于Alphabet对Uber的诉讼审判。
Gurley作为审判长威廉·阿尔苏普(William Alsup)在法庭上公认的拥有最高职务的诉讼人,尽管时间很短,但他陈述的内容与前Uber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的一小部分证词相抵触。
在公司收购自动驾驶卡车公司Otto的时候,Gurley就是Uber董事会的伪代表。Alphabet公司对Uber的诉讼的核心内容就是指责Otto的联合创始人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在离开Alphabet到Uber时发现偷走了公司内部文件带给了Uber。
根据他的证词,Gurley是在当时进行收购自动驾驶卡车公司Otto时Uber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正如Alphabet后来所声称的那样,Kalanick和他所拥有的Uber与Levandowski合谋将Alphabet公司内部文件带到了Uber。
在收购之前,Uber聘请了一家网络安全公司Stroz Friedberg对Otto员工进行尽职调查。具体来说,他们当时想知道的包括Levandowski在内的五名Alphabet高管的个人设备来查看是否存在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
作为参与这个过程的一份子,Levandowski向Stroz Friedberg和Kalanick以及Uber的其他工作人员递送了他拥有的五张关于Alphabet内部信息的光碟。但Levandowski宣称已经销毁了这些光盘。
但根据Gurley的证词,他想要传达的信息是,那项关于尽职调查的调查结果是空的。
事实证明,这是不正确的,这也是其中一个关于Benchmark提起了一个现在被驳回的诉讼,指控Kalanick犯有欺诈行为的原因。
这里就是前后证词出现矛盾的地方。Gurley说,这是Kalanick的所作所为,而跟另一位Uber的执行官卡梅隆·波兹索(Cameron Poetzscher)没有任何关联,他在当时只是在项目里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然而,Kalanick为自己作证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收购项目铺设了一个“序言”。
以下是部分当场证词
问:打扰您了,波兹索先生,你和卡梅伦先生当时把这张幻灯片提交给董事会,作为向董事会介绍关于收购项目的一部分文案,请问这是事实吗?
Travis Kalanick:事实是当时我在收购项目文案会议中做了一个序言,然后卡梅隆先生做的详细介绍。
问:你是说你没有参与这个会议?
Travis Kalanick:我刚刚说过了,我只做了介绍的序言,而且我没有幻灯片展示。
问:除了序言,这次会议你没有说什么吗?
Travis Kalanick:在会议上我肯定是发言了的,只是我没有用幻灯片。
Waymo方面的律师想要问Kalanick关于会议上他参与内容的此类实际问题,但当时发生事实的相关文件可能已经被销毁。
但非常重要的是,因为Uber一直在努力确保Kalanick不会被描绘成为促使Levandowski和Otto团队收取尽职调查报告个人设备上的文件以外还另收了其他不合行业道德的机密文件的人。实际上,Kalanick曾作证说,他从来没有阅读尽职调查报告,也没有阅读与其有关的收购或赔偿协议。
Gurley说,他不记得当时他听到尽职调查报告是没有问题的判断是否准确,但是他在那次会议中中途离开,并且也没有意识到任何的不正常。
Gurley表示,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会议上讨论诸如尽职调查报告之类的事情,因为他觉得,Uber当时对Levandowski和Otto公司的承诺是“非典型”的协议。该协议基本上确保了Uber将保护Otto和Levandowski免受出于“预先签署不良行为”的任何法律诉讼。
此外,Gurley的证词进一步强调了他与Kalanick的关系已经破裂。当Gurley与其他主要股东逼宫Kalanick下台时就已经宣告两人分道扬镳,而Gurley也随后辞去了他自己在Uber董事会成员的职位。
Uber方面的律师Karen Dunn开始对Gurley提供的证词进行交叉审查时,相比较现在或以前与Uber有关联的许多证人不同,很明显Uber的法律团队准备的证词与Gurley提供的并不一致。
在当时,法官Alsup允许Dunn提出“主要问题”,因为律师可以提示证人说出正确的证词,这仅仅是一个可以忽略的瑕疵。但是当律师开始质疑与你同在的证人是否处在同一阵线时,那时候律师通常不被允许提出主要问题,但因为Gurley不再是董事会成员,所以Alsup允许了Dunn的这一行为。
(选自:recode 编译:网易见外 参与:付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