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革命到来 什么才是教育真正需要解决的？

（原标题：什么才是教育真正需要解决的？）

编者按：本文内容来源于《第四次革命》一书，本书作者是信息哲学领军人，牛津大学哲学与伦理信息教授，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主任，谷歌首席咨询顾问卢西亚诺 · 弗洛里迪。

可以说，没有什么事物比彼此间的互相交流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了，尤其是当这些交流具有教育的功能时。这种想法并不新奇。新情况是，当教育性的交流发生在超历史时代（即线上生活）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历史上或许曾有一些将“有教养”“有文化”和“有学识”当作同义词的时代，我们可能会想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西塞罗的时代。几位小说家简·奥斯汀、亨利·詹姆斯（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弟弟）、伊迪丝·华顿小说中的一些角色，似乎都对这三者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什么描写。然而现在，这三者之间的意义毫无重叠。“有教养”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和举止方式；“有文化”指的是一个人在艺术、文学和其他精神追求方面有相应的资格；“有学识”指的是一个人顺利完成了小学、初中或更高层级的学习和训练。一个人可能属于以上三种人中的任何一种（而不是其他两种）。

全球化对这种差异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即使这种差异化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即本地化和全球化。思想家米歇尔·德·蒙田已经对“有教养”和“有文化”作了本地化的解读。不同的是，现在的我们已经认识到，当我们优先对待一种“本地化解读”而忽略其他时，这会不断增加不公平性，不管这种本地化解读是里约热内卢、新德里、北京还是东京。我们知道，要不要脱鞋子取决于我们处在什么场合、我们拜访的对象是谁，这是一个有关教养的问题。即使爱丽丝不知道波萨诺瓦音乐、印度古典舞蹈萨特里亚舞、中国川剧或日本能乐，我们也会认为爱丽丝可能是有文化的。然而教育却和这些没有任何关联。义务教育、教学的学院化、统一的教育原则以及就业市场的全球化，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使教育从家庭教育中分离出来。如今，无论是航空电子工程师、研究墨西哥文学的学者、发展心理学家或是宏观经济学家，我们都可以用全球性的国际标准来评价他们。

信息与通信技术更加深层次地扩大和加速了上述两个趋势的发展。它们使我们彼此的接触越多，就越加意识到“有教养”和“有文化”是一件相对的事。信息圈有很多节点，却没有一个终极的中心，所以一个人要么很有教养，要么很没有教养。但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分享我们的需求和期待，信息与通信技术可以使我们获得类似的一套教育标准。在信息圈中，“变得有文化”正不断地变成一种去地方化的、统一的和全球性的现象。从下面的内容来看，这并不是一件相对的事，而是一件有关联的事。

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知识的转化和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建立是广泛的，有质疑的知识不仅包括对事实和公式的批判性积累，也包括对于价值观、生活方式、传统、能力以及技能等的理解和欣赏。在任何一者中，教育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所传播的知识可能是有关一个地方或是一个习惯，这个是或不是这件事，为什么它是或不是这件事，以及它是怎么运作的。“有学识的人”和“传播的知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可靠性，最终是通过寻求事实和产生事实的特征来验证的。不论爱丽丝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只要她没有去过洛杉矶或者她把洛杉矶想成是一个意大利的小乡村，我们就不能说她知道洛杉矶；我们也不能说爱丽丝知道地球是圆的；如果爱丽丝在她一生中没有驾过一次车，我们也不能说她知道怎么开车。

当然，中国教的历史和地理与日本和韩国教的历史和地理可能会完全不一样，美国教的生物课程跟欧洲教的生物课程也可能没有可比性。因此爱丽丝和鲍勃可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接受教育，即指的是他们成长的环境。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要认真区分对“有教养”的期待和对“有学识”的期待，否则对受教育的期待就会成为绝对的。这就是要对不同国家的学生在学业上的成功进行比较，而不对各国的文化复杂程度、世界各地大学的质量及其学生的文明细化程度进行比较的原因。

由于教育是与知识成对出现的，所以当后者发生改变时，前者也会作出相应改变。现如今，信息社会已经见证了知识在人类历史中的快速发展。这种发展在范围和速度方面既有数量的增长又有质量的增长。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可利用数据快速增长的一些证据。毫不意外的是，传播内容的快速增长给我们获取知识和组织教育系统的方式带来了重大危机。一个普遍的流行反应是，试图将信息与通信技术从问题的一部分转换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种做法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也颇容易让人分心。教育在超历史时代需面对的不断增加的真正挑战是课程所教的内容而不是教学的方式。

怎样做很简单，不是因为简单可行，而是因为它易于理解。如今在教室中采用数字化教学手段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图灵诞生百年后，很多大学争先恐后地将课程放到网上，远程教育市场也异常火爆。当远程教育不再是一种无人教学方式或仅仅是一种廉价的外包时，远程教育的好处可谓不胜枚举。正如其支持者义正词严的声明那样，远程教育在网上形成了教育信息的强大资料库，数以百万计的人可以在这里找到资料，而且这个资料库的内容还在不断增加。信息与通信技术也可能会给处于不利环境中的人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教育定制服务，即个性化的个人学习经历。但是，所有这些都要涉及传播政策和方式、技巧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把它们看作一种教育Z世代和Z世代以后的人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们就相当于错把止痛药当作治病的方法了。真正的病因不是怎样教。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们对MOOs（以文本为基础的在线虚拟现实系统，能使多名用户在同一时间进行连接）、文学超文本、手套-护目镜类虚拟现实、Hyper Card、Second Life和现在的MOOCs（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产生了极大的热情。随之而来的必定会是更多的技术潮流及其缩写词。然而，真正的挑战还是所要教的内容。

超历史时代，我们对有关教育内容的问题并没有固定清晰的答案。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从未经历过那样的状况；而且因为像过去一样，答案还取决于如何回答另一个问题，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尽管如此，一些顾虑可能会限制解决方案的空间。下面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这点。

假设爱丽丝正在玩电脑游戏。有一些东西是她知道的，比如有一只隐藏的怪兽，这是她的知识。有一些东西是爱丽丝知道她不知道的，比如这只怪兽藏在哪里，这也正是她为什么要找到它的原因，这是爱丽丝缺乏的知识，简言之即爱丽丝的愚蠢。还有一些东西是爱丽丝不确定知不知道的，比如她的武器是否强大到足以杀死怪兽，这就是她为什么想要获得更多武器的原因，这是她的不确定。最后，还有一些是爱丽丝根本不知道她不知道的事物，比如还有一把有魔力的宝剑能够杀死怪兽，这就是她的无知了。我们可以将这个例子翻译成信息化的术语，即：

1.知识（knowledge）：爱丽丝拥有的信息（有一只怪兽）。

2.愚蠢（insipience）：爱丽丝意识到的自己缺失的东西（怪兽藏在哪里）。

3.不确定（uncertainty）：爱丽丝不确定的信息（我的武器是否能够杀死怪兽）。

4.无知（ignorance）：爱丽丝没有意识到的自己没有的东西（除非爱丽丝知道自己没有意识到还有一把魔力宝剑的存在）。

教育的通常目的是增加知识，并减少后面三者即愚蠢、不确定和无知。

第1项——知识。在一个充满可轻易获得的信息、廉价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充足的知识型劳动力的世界里，增加基本知识将变得更加容易，因此MOOCs的成功是建立在互动参与和开放的网页权限这一基础上的。关于知识的教育问题，新信息总是在用于解决旧环境中的问题时才能变得更有意义和实用，也只有这样，新信息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使用。因此，我们必须明白自己需要掌握多少背景信息、哪种类型的背景信息或事物，必要时甚至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查一查这些内容，而这些也正是爱丽丝要想变得有学识所而需要获得的东西。

第2项——愚蠢。教育应该教会我们知识的有限性、哪些知识我们只不具备但是需要获得，以及我们提出问题的能力，即要问对的问题。我们都很愚蠢，但是我们应对这种愚蠢的方式将使我们和其他人区分开来。所以，关于第2项的教育问题变成了应该教会爱丽丝意识到她有哪些知识是不知道的。

第3项——不确定。教育应该教会我们对自己认为知道的知识保持谨慎，从而形成对于看起来确定的事物的质疑和批判态度。我们都很容易犯错误，但我们处理所犯错误的方式决定了我们与其他人的区别。因此，关于第3项的教育问题变成了应该教会爱丽丝哪些是不确定的。

第4项——无知。这是一个内在性问题，因此只能拿它来描述爱丽丝本人。如果爱丽丝知道她自己不知道缺失了什么东西，她就会被描述成是愚蠢的或是不确定的，而不是无知的。现在，设想我们可以拍一下爱丽丝，告诉她这儿还有一把魔力宝剑，而她把这个信息漏掉了，那么我们就能帮助爱丽丝消除无知的情况。这也正是跨越地理边界和学术边界的更加全球化的远程教育可以做到的。它虽然不能消除人类的无知，但是却可以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集中到一起，即使我们作为人类并不知道这种“志同道合”的具体界限在哪里。下面就让我用同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一点。

假设鲍勃知道他自己不知道魔力宝剑在哪儿，并且假设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缺失了这附近有怪兽的信息。如果爱丽丝和鲍勃彼此分享了他们的愚蠢，那么就能减少他们的无知：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既不知道怪兽在哪儿，又不知道魔力宝剑在哪儿。这听起来很滑稽，但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即使外在的无知还是一样（爱丽丝和鲍勃作为一个团队仍旧不知道他们缺失了什么，假设他们两人都不知道还有一位友善的好巫师存在），但内在性无知减少了。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到的这些内容中，事实和技能之间的矛盾还是存在的。是告诉爱丽丝怪兽有7个头，每个头都要一个一个按顺序砍掉才能杀死怪兽重要，还是教给爱丽丝怎样砍掉这些头更重要呢？你马上就明白了一分为二的事实与技能令人产生误解的本质。爱丽丝需要知道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否则她是赢不了这场游戏的。

然而现在充斥着太多信息，并且似乎产生了一种趋势：知道“怎么做”比“知道这个事实”更重要。这种想法是颇为愚蠢的，特别是当回想起我们在前面强调过的背景信息的重要性时。在优先对待“怎么做”的原则下，如果我们只提倡使用者和消费者的文化，却不提倡设计者和生产者的文化，那么它将是十分误导人的。

信息社会是一个新型制造社会，在其中，信息既是我们生产所利用的原材料，也是供我们消费的制成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当涉及技能时，我们确实需要把更多的重心放在所谓的“制作者知识”上，这种知识被那些知道怎样设计和制造产品的人，即那些知道怎样创造、设计和转换信息的人所享有。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重视和尊重“知识”（科学和“知道这个事实”）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而“技术”（技术和“知道怎样做”）则在希腊文化背景中处于次要地位。想想职业技能及培训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怎样被评价的。跟我们刚刚描述的爱丽丝和怪兽的例子一样，这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只看错误一面的例子。还是用前面的例子来说明，知识的游戏包括了玩家、旁观者和游戏设计者。基于事实的教育和基于技能的教育是玩家的策略，它们都将爱丽丝看作使用者，而不是信息的生产者。风险在于制造了“奢华盒子”的反应，其中旁观者不用实际参与就享受了知识游戏，这在以前被叫作象牙塔。而教育真正重要的部分发生在游戏设计者层面。

我们需要教会“使用者”爱丽丝怎样成功地玩这个“知识”游戏，教会“知识分子”爱丽丝怎样批判地观察和学习这个游戏，教会“设计师”爱丽丝怎样设计出合适的游戏。所以，现在问题变成了：我们应该优先对待哪种能力并把它们教给未来的信息管理者、生产者和设计者？对于我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信息被创造、使用、获得和消费时用的那种语言。我并不只是指母语，还指教育中任何最基本、最必要的内容，这些都必须要熟练掌握；也指英语（或任何一门在未来将成为国际交流媒介的语言）、数学、编程、音乐、制图，以及所有那些爱丽丝和新生代的人们在人生早期阶段需要掌握的语言。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熟练掌握，他们将能够批判性地理解所获得的信息，创造和设计出新的语言并与其他人共享。

信息与通信技术使信息得以出现，它的作用是巨大的；在获得信息方面，它的作用次之；在使信息变得可用方面，它的作用又次之。试试在维基百科上读一条科学条目，如果你不能使用正确的语言，那么有可能你大部分内容都读不懂。存储更多的信息、提供更方便的信息获得途径是信息服务提供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使信息得以出现的初期，信息的生产和设计，以及在最终获得信息后对信息的使用和理解等所涉及的问题，则是爱丽丝的教育需要解决的。我们最好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各种语言，语言的精通并不是指记得多少事实和技能有多么熟练，而是指一种精雕细琢的能力。爱丽丝需要尽早地学习信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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