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应该担心全球化？

作者：尼汀 潘加卡，尼汀 潘加卡（Nitin Pangarkar）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商业政策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

过去几年，全球化一直被污蔑和指责为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环境恶化和剥削劳工等的元凶。这种污蔑和指责在发展中国家尤甚。

有鉴于最近各地区峰会对贸易展开的诸多讨论，全球化俨然成为一个更加热门的话题。

我们是否应该担心全球化？

请允许我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生命中的前25年是在印度度过的。当时的印度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我在印度生活的那段时间，人们认为“最好的”摩托车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黄蜂牌摩托车。当时政府人为地限制了摩托车的供应，以至于孩子出生时预定黄蜂牌摩托车的父母盼着孩子18岁时政府能交车。

不利的和不恰当的政策扼杀了数百万印度公民的才华和创造力。但印度1991年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印度消费者有众多选择。他们购买喜欢的产品时不需要等18天，更不要说18年了。

1990年至2000年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503美元上升到1265美元（以2010年的美元计），官方贫困率从45.3%下降到32.2%。

在此期间，我也看到新加坡这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岛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世界中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在这个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世界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让我们看看针对全球化的一些批评是否有根据。

首先、也许也是最严重的批评是全球化造成收入不平等。

然而，这个批评并不能得到数字的证实。由哥伦比亚大学、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收集并由《经济学人》发表的数据表明，全球基尼系数（收入不平等的指标）事实上从1980年的0.665下降到2006年的0.61左右。

诚然，《经济学人》发表的同一个图显示，为具体国家测量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代中期和2000年代中期出现上升的趋势。基尼系数在中国显著上升，在印度和美国未显著上升，而在瑞典和日本仅小幅上升。

但基尼系数在越南等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出现的显著上升是否与全球化有关哪？我认为没有关系。

的确，全球化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等企业家创造了大量机会。但像马先生这样的超级富豪凤毛麟角，其收入水平不会对中国总体的基尼系数产生显著影响。

与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关系更大的是该国的政策和体系而非全球化。

正如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行动显示的那样，腐败曾经在中国普遍存在，甚至波及政府的最高层。过去腐败的流行很可能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较大因素，因为腐败与职位、熟人和潜在行贿者的关系更大。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制度和运作良好的医疗系统等安全保障。这也可能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现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重。

发达国家的政府正为受到自由市场体系不利影响的人们填补空白。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需要为医疗和退休等领域需要帮助的公民做更多的事。

然而，需要再次说明的时，腐败的存在和安全保障的缺乏与全球化没有任何关系，而多与地方政府实行的政策有关。

基尼系数最高的一些国家位于非洲和中美洲等全球化程度极低的地区。在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基尼系数均约为0.55。在非洲、纳米比亚、塞舌尔和南非，这一数字约为0.60。这些国家的全球化程度不是很高。

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已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生引起大量流离失所的现象，从而导致收入差距。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观点。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分析表明，美国人仅用了4%的收入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相反，他们的大部分收入交给了美国制造和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比如：住房、保险、公用事业、运输和医疗保健等。

显然，在造成美国就业损失和收入不平等的诸多因素中，全球化以及来自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比很小。

如果上述证据还不够的话，两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Eric Brynjolfsson博士和Andrew McAfee博士得出过如下结论：技术进步，而非全球化，消除了对很多不同类型工作的需求，并且使普通工人的境况比以前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