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房地产的发展需要的条件大致有三种:一是市场经济的环境,二是开始了明显的城市化进程,三是人口基数增长且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纵观史书,可以发现当经济模式转型、大型城市出现,无论平民百姓还是不贪污的清官,始终会面对买房难的问题。即使曾经认为“京师珠薪米桂,居大不易”,但自己才高八斗所以改名“居易”的唐代诗人白居易,也是50岁才在长安买房,此前都是平时在长安租房,每个月有两三次骑马100多里往返陕西渭南老家的房子。
历史其实没有轮回,只是人类的劣根性和体制的相似处在作怪。只要人们从众浮躁的本性不变,楼市就会一次又一次疯涨而后又崩盘,崩盘而后又疯涨,就像帝制时代一治一乱的周期循环。
中国的房地产曾经有过三次发展高潮:当下房地产热算一次,民国时代因为工业化进程也出现了一次,而最早的房地产热潮可能要推到七八百年前的宋朝。
宋代可以说是市民经济与城市化进程最为明显的一个朝代。宋代之前,汉唐盛世是一个高峰,唐代人口最高峰时曾达到5000万左右。而宋代的休养生息政策,令人口快速增长,到宋徽宗时,宋代人口已经达到1亿以上。根据记载,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都是人口逾百万的国际大都会,此外还有6个像泉州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上。而且宋代城市的标志不再是城墙,而是商业繁荣的街市。
宋朝文人王禹偁写过一篇《李氏园亭记》,讲到当时首都开封的地价很贵:“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地价如此之高,房价可想而知。因为在家乡喜欢彻夜燃烛观看歌舞而被批评生活奢侈的宰相寇准,也曾感叹说:“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谨则住僧舍或僦居。”(僦居即租房)他也因此被称为“无地起楼台”的宰相。
宋代的著名房奴有很多,比如欧阳修、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等等。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宰相也要租房住,可见购房不易。北宋名相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安阳集》卷6《辞避赐第》)在京城当官就得租房,要么租公房,要么租民房,如非皇亲国戚或官宦世家,普通官员不租房简直是奇迹。
欧阳修三十岁前后,被调到首都开封做京官。按照规定,京官不能携家带口住衙门,所以欧阳修只能携家带口在外面租房。他写诗描述过自己的租房生活:“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他在京城里没有房产,在一个偏僻社区租了一所破旧小屋。那里地势低洼,夏天下暴雨,周边的积水汹涌而来,排不出去,院子里全是水。
虽然宋代对官员实行高薪养廉,但欧阳修的开销比较大,要养儿女,帮扶穷亲戚,他还很喜欢购置古书和金石拓片。一直到42岁,他才在安徽阜阳(当时叫“颍州”)西湖之畔买下一所二手房,用了近20年时间将房子扩张到100间房。到欧阳修60岁左右,他靠出租房屋屋帮补家用,欧阳修写的一封家书中提到:“才得婆孙稍安,又却大姐患痢,料得煎迫可知。医人须着照管,且频与钱,但于房钱内取。”
苏轼是宋朝名满天下的文豪,20岁考中进士,25岁在陕西凤翔做签书判官,类似如今的副市长,年收入1000贯,后来到密州(山东诸城)做知州(类似军区司令+市委书记),年收入超过2000贯。但一直到了他50岁时,为了让家人有安身之所才在江苏宜兴买了一套房子,为此还要向弟弟苏辙借钱7000贯。从他流传于世的诗文可以得知,老苏每次进京述职,都是借住朋友家的房子。他跟驸马王诜交好,经常去王诜的府邸里借宿。他还有个老乡叫范镇,是退休的京官,在开封南城买了一所房子,也是苏东坡经常借宿的好地方。后来苏东坡的儿子在开封结婚,老苏没能力给儿子买婚房,只好让他们小两口借住范镇的房子结婚——看来宋朝的丈母娘比现代的丈母娘宽容。
苏东坡没买房是因为他经常把钱用于照顾亲戚或贫苦百姓,自己也有众多风雅爱好要花销。比如有一年密州闹瘟疫,穷苦百姓没钱买药,苏东坡捐出50两黄金,在密州城里建了好几所福利院,免费给百姓治病。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虽然在仕途上走得比哥哥顺当得多,最高做到尚书右丞(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但也没有在首都买到房。有他的自嘲诗为证:“我年七十无住宅……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因为这么老都没房产,被儿子们抱怨了)。后来他看到王安石在南京购房养老,受到启发“逃离北上广”,70岁才在开封南边的城市许昌花了几年时间买了几套房产,又改建扩建成一处百余房价的大院落。但因此也耗尽了一生积蓄,“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抱怨“我老不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