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塞班系统的日渐衰落，苹果的app store和google的android market显示出相当强劲的活力。最新有消息说，前者的应用数已经达到了30万之巨，而后者也已越过10万的门槛。两家数字巨头变得越来越强大。
业界对苹果和google的看法大致上是趋同的，苹果是封闭的，而google是开放的。意思就是说，在开发各种应用时，来自苹果的限制远比来自google的多。我在微博上说了一句：苹果带有凯恩斯的影子，主张规范和干预，而google则顺着哈耶克的逻辑，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不过，这话绝对不是玩笑话。
苹果和google这两家公司虽然都是公众公司，但掌门人的烙印非常深，可以说，整个公司的灵魂就渗透着各自老板那种意识里的理念。
我们先来看苹果。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乔布斯曾经是当年西方新左翼势力分子中的一员了——当然，这点也不奇怪，战后新左翼运动很吸引当时的具有叛逆精神的年轻人——而新左翼势力中的3M，就是毛泽东、马克思、马尔库塞，特别是马尔库塞，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一度成为浪潮汹涌的新左派运动与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主要代言人。很难说乔布斯在年轻时代，没有受到过他以及另外两位M的影响。
（1975年乔布斯和沃兹涅克的一张合照，乔布斯很有些左翼青年的味道）
法兰克福学派，带有很强的精英主义痕迹，比如这个学派中的阿多诺就坚持认为爵士乐这类大众喜闻乐见的音乐不是艺术。无论是政治诉求还是经济诉求，精英主义的前提都是大众是盲目的，是需要精英引领的。至于马克思，那可是政府主导式的计划经济的鼻祖了。故而，在我看来，苹果在app store上的干预，骨子里就是那种“任何一个市场都需要管理者介入和干预”的理念，任由其自由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理念，其实和凯恩斯主张调控，一脉相承。
但google则全然不同，两位创始人出生于七十年代早期，所谓的新左翼势力早就雨打风吹花落去，法兰克福学派在学术界也不复当年的辉煌。布林和佩奇都是90年代培养出来的标准理科类的博士，受过硅谷文化中的黑客文化那种自由主义式的熏陶。而特别是布林，这位童年生活在前苏联的移民，据说对前苏联那种管制有着切肤的痛恨。于是，Android market几乎是一个自由进入的应用市场（故而网上称呼它是菜市场也没大错，菜市场可不就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能摆个摊的地方），和哈耶克主张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利用价格机制（在market里就是根据用户打分或下载的高低多寡来排名）自行调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如此充分竞争的市场，造就了Android系一种可以说是混乱的兴盛，据一个不太完整的统计，使用这个系统的手机终端有将近250种之多（还不包括各种平板电脑），版本五花八门，这和使用iOS只有iPhone这一脉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有趣的是，如此开放的系统，它的应用数却只有苹果的1/3，考虑到market启动的时间（08年10月）只比app store（08年7月）晚那么三个月，这个现象是颇值得玩味的。
Android系统走到今天，的确暴露出一些问题，知名IT博客月光就在微博中抱怨过误装一个不靠谱的应用导致要重新刷机。就在这两日，android自己也承认，在菜市场里发现一个会盗取用户权限将用户短信转发到另外一个手机的应用，看来，完全自由的市场，即便是在小小的应用层面上，都是行不通的。
从经济利益角度讲，看上去凯恩斯的主张更靠谱一些。近日国外Fortune Tech引用Asymco的数据资料，绘制了这样一张图：
iPhone：4%的市场份额，攫取了50%的利润份额。而从商业角度讲，我的确很担心，android会发展成MTK式的东西。
（魏武挥供网易科技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
魏武挥，曾经供职于多家网络公司，混迹互联网多年，目前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对一切数字化的互动媒体都抱有浓厚的观察、研究和批判的兴趣。
现为网易科技专栏之“数字与人”专栏独家供稿，与读者探讨数字化的媒介和人这种物种以及这个物种所构成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本文来源：网易科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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