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摇摆不定的乌托邦

2010-06-02 09:48:22 来源: 数字商业时代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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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网络的主体人群——中产阶级充斥着摇摆的、不确定的精神气质,

水火交攻的景象即将、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在互联网政治的地平线上。

诺埃勒·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去世了。

这位德国传播学家、政治学家、“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创建者、阿伦斯巴赫研究所共同创始人说过: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气候”来影响和制约舆论,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气候”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

由此,我们会顿然领悟:对于追求社会舆论一律的政治而言,为什么掌控新闻媒体是重要的。历史上所有强权政治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行此例:以媒体制舆论,以舆论制民心。也由此,我们更会感到庆幸:即使不是彻底和永远,互联网至少已经部分不可逆地改变了媒体“意见气候”、改变了社会公众和“理性讨论”的定义,改变了国家政治的文化形态。

诺埃勒·诺伊曼生于印刷时代,死于网络时代,我们没有来得及听到她谈及互联网社会生存的舆论法则,但基于她的理论,我们相信:在印刷时代,国家容易形成政府舆论本位,对民众造成沉默的螺旋;而在网络时代,自由出版、匿名发表促使舆论本位分散而不确定,社会对舆论的控制力在与日俱增。

遥想当年,持有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的勒庞(Gustave Le Bon)在写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时满怀恐惧地说,“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他断定,未来的社会不管根据什么加以组织,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

115年后的现在,我的问题是:当这种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力量以数值优势呈现时,那些一边倒的网络舆论是否始终有统计学的谬误?如果没有,那么优势的网络舆论是否可以作为政治或社会理性的存在而受尊重?应该受多大程度的尊重?当它与国家意志抗衡时,我们的人类群体智性将如何选择、如何自处?

中产阶级将主导网络话语权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更为古老的命题——国家与社会的先验对立,我们也就从传播学家及政治学家诺埃勒·诺伊曼回到哲学家洛克、黑格尔和马克思。

就(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言,自由主义者洛克诉求的是“社会外于和高于国家”,国家主义者黑格尔诉求的是“国家高于社会”,而马克思诉求的则是“社会决定国家”。当我们把(公民)社会替换为(网络)社会时,所面对的政治哲学的争议和困扰,似乎并没有因为300年时光的流逝及学术的演进而有所减弱,甚至,我们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比特世界的政治时,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上的无力和精神上的畏惧。

不久前,安德鲁·查德威克出版了他的大作《互联网政治学》,其副标题是: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他讨论的话题无所不包,例如:电子民主、电子动员、电子竞选、电子政务、互联网监视、互联网监管与控制、数字鸿沟引发的政治落差、互联网的地缘政治等等。他指出,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由于互联网与言论自由的宪政要素具有天然耦合性而获得了极其宽阔的发展空间,并且由于它后来被发觉和发掘出来的政治动员力量,在被草根人士大量使用的同时,也被政治精英作为动员手段和募捐渠道,来进行政治包装和资源聚合。

查德威克式的论断可以为当下迅疾发展中的中国互联网提供一个技术参考和社会参照。但是,就中国互联网社会发育的水平而言,它也只能是参考和参照。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9年以来,中国网民的文化结构,大专及以上网民比例已经从86%降至目前的30%左右。70%以上的网民收入在2000元以下,并且以青年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18~24岁的学生网民群体。没有谈及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在网上把控话语权的活跃发言者往往还并不是网民中最深思熟虑的成员。

有数据显示,中国社会也在迅猛地跨入中产阶级时代,因此可以预期的是,如同现实社会演进的轨迹一样,中国的网络社会迟早是中产阶级主导的话语权力格局——今天占优势比例的18~24岁的学生网民群体正在书写未来中国中产(不管是职业还是学历意义上的)的前传。

网络社会进入水火交攻时代

由于资源的优势和意识形态的挤压,中国互联网社会的中产阶级属性已然存在——按照米尔斯的概括,他们是“消费的前卫”和“政治的后卫”的一群。

但是,政治的后卫性,从政治学的意义上看,永远不是简单的消极性——特别是当互联网如此改变全球政治版图和人类政治基因的今天。曾经,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提出,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分为左、中、右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代表着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下,每一阶级都会采取一种或是温和或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上层阶级的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保守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而中产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则是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我想,关于中产阶级,李普赛特的观察是准确的,惟一的遗憾是准确得有点令人惊悚。从互联网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大约没有比自由主义更好的政治生态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没有比法西斯主义更坏的政治灾难。我们很难相信,如此水火交攻的景象、冰炭同炉的可能,即将、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在互联网政治的地平线上。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场白中诗意地写过:“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年以后,这些话或许也将是比特世界的后代们回顾互联网早期我们人类的政治走向时,所要说的箴言。

如果未来我们的网络主体人群真的充斥了如此摇摆的、不确定的精神气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比以往更为怀疑互联网政治的乌托邦——那些在比特中闪烁和隐现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人。

王婷 本文来源:数字商业时代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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