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新，被称为“中国信息行业的开拓者”，她于1995年5月创建了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总裁。现在从事投资业务。

网易科技：瀛海威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现在回想起来，您觉得自己在这个公司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张树新：我不是技术创新派，自己也不是搞技术的，但我相信自己一直是一个对新鲜东西非常敏感的人，我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判别很多东西，不拘泥任何技术，我本性对于因科学产生的技术积累和技术积累带来的应用非常敏感，但由于个人性格的缘故，大量感知都会超前，包括我这几年关注的问题。

每个人的使命不同、爱好也不一样，1995年我就开始做瀛海威，从商业角度来讲它是不成功的，但那么早进入行业不成功其实也很正常，当时大家分析了很多原因，今天看来也很可笑，因为它只是太早了，大量东西不成熟。

但在这中间我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我想问题不太像商人，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做商人，因为我总觉得商人是逐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的性格其实也耽误了这家公司，因为我没有在它特别危险时找到一个适应当时外部环境的商业模式。没有把它带出当时的困境，作为商业来说是我必须要检讨的。

从我个人来讲，是偶然见到一个行业，进入后才发现全是问题，比如通信改革、电信改革、国家安全管理规定等问题……当时几乎每天都在发明创造。现在网上每个帖子前都会有一个规定“文责自负”，其实这都是瀛海威的发明，那时网上只有BBS，所以很多人就会在上面讨论很多敏感问题。

那时还没有网络监察处，有一次我跟公安部计算机安全司政策法规处的处长聊，我和他坐下来商量，万一有人在网上发不好的言论，我怎么办？是瀛海威犯法还是发帖人犯法？他想了半天告诉我还是瀛海威犯法。我问他应该怎么办，他建议贴出“文责自负”，后来这就成了互联网的发帖标准。

网易科技：不喜欢做商人为什么还要从商？

张树新：如果生在十年后也许我会画画、写诗、写小说，按自己爱好的方式来生活。为什么一定要做生意呢？因为这是我们这代人没有办法摆脱的宿命，在当时只有做生意是最自由，是能够解救自己命运的唯一方式。

那时几乎所有人都去从商，其实很多人不太适合经商的，也许这些人本来可以成为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一个社会本来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但当所有人都成为商人后，这就是今天社会为什么有大量问题没有解决的原因。我在五年前讲过一句话“互联网一定会改变中国社会结构”，这也是我们“思想网络中国”出版活动资助的重要原因，其实很多学者的学术行动都是我们资助出版的，最近刚刚出了一本书《后现代经济》，年底前还会出十本书，我是这个公益项目的牵头人，研究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生活带来的转变。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对我很重要，也许对别人不重要。

互联网企业家应承担更多社会使命

网易科技：当时上网的主要用户是哪些人？初期用户和访问量有多少？他们上网的主要需求是什么？

张树新：瀛海威主要的工作是在做接入，因为当时国内的电信接入市场还没有全部开通，169是97年才开通，163也是，而且169和163开通之后，各地都做了“热线”，比如上海的叫“上海热线”，成都叫“天府热线”……都是当地的接入页面，当时大家唯一学的就是美国在线的模型，接入进去后给你一套光盘，大量内容不用下载，因为当时速度很低，服务器之间靠中继线，接入本身是用电话线。我做的很大一件事情就是说服杨元庆在卖电脑的同时卖“猫”。

当时能够上网的人群大量都是精英，科研人员。大学博士生因为论文和出国，也需要查阅国外的资料，另外就是还有很多记者需要上网，总体来说是非常小众的一群人。后来慢慢发展以后一些中关村做电脑销售的人也开始上网查询国外同行的生存状况，95年时只有几万人，后来到96年就有十几万人，97年就有几百万人，一直是这样量子化发展到今天的数亿用户。

在1.0时代就是把现实社会的内容端上去，而几万人的消费能力不可能支持你的建设成本，但当到达几千万人、几亿人的时候，也许5%、1%的消费就足以支持任何一个技术和产品的投资成本了。所以我经常讲，一个行业在0-5%的时候是不可能赚钱的，因为处在行业开拓阶段，从5-30%会出现大量的新技术和新应用，也是奠定行业地位的阶段；30-35%是走向成熟的阶段，后来者可能占据先头位置，但还有应用机会。当行业平缓发展时就进入了平台期，再以后，这个行业就会慢慢走下坡路了，再进入的人就没有多少机会了。非常不幸，我们是在0-5%的时候进入行业的，你知道今天这么多公司，现在市场上大量的从业者是在5-30%的时候进入的，所以奠定了他们的历史地位。

网易科技：作为国内第一个互联网公司，当时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些人在做以前从来没有人做的事情，是个“异类”？

张树新：当然了，每天都发现我们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所以非常愉快。

网易科技：有遭受过别人的质疑吗？

张树新：每天都在遭受质疑。

网易科技：面对这种质疑你们是如何面对的？

张树新：先进入行业的人会获得一种创造的愉快，就像创世纪一样，突然发现了一个新天地，这个新天地从头到尾都是你开拓的。就像有一天张朝阳对我说，他突然发现自己像娱乐业大亨，可以左右娱乐。这种快感可能是后来者根本没有办法体会的。

我记得1997年时国家计委专门给瀛海威发过一个文件，写的是“接入费用应该价格调整”。计委的价格调查组在我们公司待了一个月，专门调查所有的细节。

公安部计算机安全在制定互联网监管法规时也会和我们商量，我就起草过其中的几条内容，因为当时没有任何模板，所有人都到我们这来调查。有次安全部计划将所有的服务器方到他们那里，我们就一起坐下来聊为什么不能放到一起。这些故事非常多，这种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其实不完全来自于商业，而是来自于你进入了一个可能让这个国家和世界文明同步的过程，你自己一些很小的努力可能会使结局不同，这是后来所有做互联网商业的人从未体会过的。因为今天互联网似乎已经变成了普通商业的一部分。开玩笑讲，就像北京司机见到北京警察一样，低头哈腰还来不及。我们那时不太一样，因为电信体制改革正在酝酿中，相关部门会很认真地跟你讨论这些事怎么办。

我相信不能完全说是靠我们的努力，但我觉得当时信息行业将成为中国技术进步重要发展机会是个共识。事实也是这样，今天中国移动电话、宽带接入的水平，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也和当时的投入有关，但由此带来了今天对传统管制的挑战，我想在当时大家没有想太多。

网易科技：当时的互联网企业家与现在的有哪些不同？

我们那代互联网企业家跟很多政策制定者谈话，非常平等。其实今天这些企业家本来也有机会去平等对话的，如果他们能够更多承担一些社会使命的话，比如马云最好不要把自己变成教主那样，除了个人崇拜其实还可以做更多事情。

现在的互联网企业家，他们赚的钱比我们多得多，也有很大的民间声望，是青年人的楷模，但在社会进步意义上，和公权力对话时如此之低声下气，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蛮赞赏丁磊在当人大代表时讲的一些很独立的话，听不听是另外一件事，表达不表达，权利在你。你可以少赚一点钱，如果对于整个社会进步有贡献的话。但也许所有人都选择明哲保身。如果在这个社会，你本身应该承担公共使命，但你又装作没有，那是不是另外一种责任？与其让年轻人偏激地、极端地表达，还不如由一些更有智慧、更有影响力用更良善的沟通技巧。

上次我在天涯中讲过“我们的社会精英有责任”，其实我们在名声和金钱的要求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你该得到的，社会大众对你的认可、市场经济对你的回报已经超越你的投入了，如果我们还在名和利这件事情上纠缠不清，似乎我们的人格就不够高尚。其实今天的社会对现在的互联网企业家们有更多的要求，他们有能力更有沟通技巧。

瀛海威的地位由史学家评价

网易科技：您认为瀛海威在中国信息产业史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张树新：在一个“史”中扮演什么角色，我没有权利讲，谁做“史”谁来讲。只不过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比较早进入的一批人，还有后来在不同时期进入的人，我觉得比较早进入的人不管是从主观还是客观上会扮演行业先锋、开拓者的角色，未必是他自己的意愿，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比如你想做内容，但大家还没有上网，要上网就要先接入电话线，当时的电信体制和今天完全不同，后来才有了电子和邮电合并为信息产业部。最早进入这个行当的公司自然会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这个开路先锋可能和我们大家后来理解的不太一样，当时的公司成立了建立政策环境的使命，去说服很多部门开绿灯，使得这个行业能够出现。

我不知道很多年轻人是否理解，30年前听美国之音叫偷听敌台，在15年前，这种情形虽然有所改变，但改变不多，现在有一种管道，这种管道可以使你面对整个世界，听到不同的声音，也可以表达意见，直接连到国外。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到底是传媒、通讯还是信息技术？这个行业谁来管，电信行业管？传媒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贸然进入了这个行业开始商业实践，今天想来其实都是很匪夷所思的。我相信在94年、95年做SP的人早知道是这种情形，都不会进去做。

我不觉得有多少人是想自觉地扮演什么启蒙者的角色，而是后来的人把客观形成的事实扩大了，你不想做这件事，但客观上你做了。你也很希望前面有人趟路子，后面的跟着挣钱就好了，可惜这个角色不属于你，所以你扮演了之前的角色。

关于这个评价，对我来讲，是发现了一个技术创新带来新行业的机会，我进入其中并陷入其中，欲拔而不能，因为之前是一个商人，我和很多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是我在95年时已经做了很多商业，挣了很多钱，拿自己的钱投资这个行业，以为可以赌到一个大行业里，但不幸做得太早。

网易科技：在改革开放这30年中，不管在任何领域，这个市场的先入者都会成为“先驱”。

张树新：对，这很正常，仔细来看这30年，我们并不是对于市场经济认识的非常清楚和一致。

先走几步的人承受的压力和扮演的角色从客观上来观察就是非商业行为了，这是不可承受的，但也不得不为之，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生存。就像当时我和邮电部谈判电话中继线的价格，这是死路一条，因为当时只有中继线接入，把ISP的接入当做BP机管理，其实我们知道，寻呼都是很短在线的，而且打入呼出各为单项，这与互联网完全不同，但当时的政策管理部门和垄断性的电信经营者互联网把它归类为“信息服务”，并不觉得它同寻呼台服务有什么差别。

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公关宣传策划部门做过一个广告，有一点夸张，不用护照就可以出国，讲的就是可以连上互联网，当时曾经被邮电部的人揪去大训了一顿：你以为你是谁？出入境管理局吗？没有护照就可以出国？！

当时有很多非常有趣的细节，它昭示着这个行业刚开始时人们的观念，我相信这是当时进入行当的商业经营者始料未及的，但为了自己生存，他们必须要突破这种困局。

网易科技：您觉得刚才讲的这些困难在今天的互联网中还存在吗？

张树新：仔细看来似乎不存在，今天听起来这都是常识，但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在管理部门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还存在，我不好评价。

网易科技：谈到网民，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应用主要是网络游戏或者即时通讯工具为主，这和国外的情况有很大差异。

张树新：我观察过国内青少年和海外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生活质量的差别，还是说我女儿吧，她在国外念到小学六年级，然后去美国念初中，后来到香港念高中，后来到美国念大学。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在国内时你发现所有小孩子大量的业余时间已经全部被重复性教育占满了，她在小学一年级时我看过她写字，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写到晚上十点，课本一行十个，老师会让她把一个字写一百遍。我发现她写第一遍时很认真，当写到第五行时字已经写歪了，写到最后她已经写错了。包括很多课文也是，一遍遍写，一遍遍背，到后来她也忘了她在背什么。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这种教育是在摧残孩子，把一个本来很聪明的孩子变傻了。

另一个情形是，当她念到高中，在香港和美国时，下午三点就放学了，有非常非常多的课外活动。这个过程让我想，像她这样的孩子，到了高中快毕业时还能下午三点放学，去参加文化节、看画廊，这种教育模式培育出来的孩子的自由天性、自由选择的状态和我们在国内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于是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形，我相信孩子的天性，孩子自身都是有创造力的，他们都会喜欢一些更有趣、更有意思的东西，但我们教育的环境和家长给孩子的压力实际上已经导致他们进入了一个相对非常禁锢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网络游戏是不是一种逃避？我一直想，当你面对网络游戏和老师那张面孔，当你面对功课和非常有趣、经过很多非常专业的设计来吸引他们的游戏时，哪个更有吸引力？从孩子的天性来讲，从心理学、教育学上来看，是不是当这边越无趣，逃避和沉溺其中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个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孩子沉溺于游戏的要高于世界上其他同龄的孩子，因为他们下午三点就放学了，可以办活动、办文化节、办摇滚乐队，甚至可以出很多大量创造性的东西，老师会鼓励，我女儿毕业时她所有的画都在校长那儿，校长认为她是天才，如果不让她去念美术，校长就认为是在犯罪。这是一种匪夷所思的状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女儿在中国念完中学会是什么状态，她会不会成为陈丹青讲的那种，因为某些东西不合格就不能去念美术的孩子。

因为这个问题很大，就会回到中国教育本身的问题，回到今天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回到每个父母对独生子女望子成龙的压力，还有在这个规则里你不按照这个规则做事情时，你的自信心和所有面临的局面。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孩子在国内，像我这样的父母会对她讲那些鼓励创造性、不听老师话的话吗？这样就会造成她在学校后面几名，自身形成巨大压力，人格自闭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游戏可以作为一种逃避。

网络游戏作为商业本身无可厚非，更该担起责任的是所谓教育界，或者不能说教育界，因为教育界已经变成了利益集团，我们只能说“有没有人为下一代负责任，改变中国下一代人的培养方式”，如果他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有大量课外活动，可以下午三点放学，不用晚上九点还在写作业，我相信互联网和网络游戏对他的吸引力一定不如那么丰富多彩的非学校生活的吸引力更大，这是我看到的情况。

网易科技：您看好豆瓣、饭否这样的互联网产品吗？

张树新：我觉得很有意思，豆瓣更小众一点，是一个小众的博客群，但是饭否，我还看不清它未来的商业模式和成长，但如果它能坚持下来，变成更多人的使用工具，在3G时代就会出现更大的应用。

网易科技：您怎么看目前互联网上这些领军人物呢，比如您在96年运营瀛海威时，31岁的马云还在四处碰壁，张朝阳还只是一个归国的留学生。

张树新：这个行业有一些技术出身的人，李彦宏、丁磊就纯技术出身，这些技术出身的企业家自身的创新能力和他们对于某些产品的特别爱好会导致这个企业自身的风格特征，这一点非常明显，而且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会带动中国互联网产品不断的创新。网易能够持续创新走到今天，也和丁磊自身的技术爱好有关。

但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无一例外的都受到了政策环境的很多影响，其实后期很多成功商人对于政策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但能不能与中国的政策形成更良好的互动，甚至有些突破，某种程度上让这个国家的社会管制与未来的进步更加接轨，我本人还没有看到，也可能最早做的这批人以理想主义者居多，想问题更多会想到社会进步方面。

就像我讲过的一句话，互联网在成为商业的同时是私器的一部分，但由于它的产品特点，它已经是公器的一部分了，作为公器的一部分，它能否承担社会进步使命，客观上已经对互联网企业家提出了要求，这可能会跟他把自己商业环境做好的目的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如何解决？我们没有跟这些人聊过，不清楚，也可能他们认为商业就是适应社会的，商业本身不具有其他使命，赚钱就好了。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只不过如果有些人能够更好地承担使命，也许会对这个国家更有建树。 (本文来源：网易科技报道 作者：方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