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项名为“改革开放30年科技十大进步”的评选中,排名仅次于神州飞船和杂交水稻的是——“乙肝疫苗”。这也是唯一入选的来自医学领域的科技成果。
由于感染率高、并且感染后可能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相当长一段时间,“乙型肝炎病毒”(以下简称“乙肝”),曾令我国百姓谈之色变。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只认识甲肝,因为甲肝病毒由消化道传播且传染性极强,常常发生群体性疫情,如上海1988年就发生过吃毛蚶爆发的甲肝大流行。但其实,甲肝虽然传染性高,来势汹汹,但只要控制及时,一般可以治愈。
而乙肝的情况则复杂得多。乙肝病毒感染的识别指标是“澳抗阳性”,全称为“澳大利亚抗原”。1963年由美国科学家布兰博格(Blumberg)在一个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血清中首次发现,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抗原与肝炎密切相关,属于乙肝病毒外膜的主要部分,1972年,它正式被命名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这一年,“文革”尚未结束,但邓小平复出后,科学、教育等一些领域的秩序开始恢复。恰在此时,陶其敏认识了一位重要人物——被誉为“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汉斯•米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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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北京医学院副院长的汉斯·米勒,在随夫人到日本探亲时考察了日本刚研制出的乙肝病毒检测和诊断技术,还带回几个乙肝病毒检测试剂盒,供几个附属医院做研究用。作为人民医院的检验科主任,陶其敏参加了米勒召集的会议。当米勒问,有没有人能够做这个试验(检测新病毒),大家多少有些害怕。陶其敏说,我做。
在米勒教授的鼓励下,陶其敏开始研究乙肝,并在他的推荐下,于1973年到日本学习相关知识。从日本归国后,陶其敏有了自己的团队。他们经历了多次失败,摸索出了一套方法:用国产分子筛层析表面抗原,提纯出合格的表面抗原,再用这种抗原对动物进行免疫试验,最终得到了相应的特异性抗体,制成带有表面抗原的敏感血球——至此,距离乙肝疫苗的诞生还有一步之遥。
然而,这也是艰辛过任何以往的一步。
以硬件设施为例。缺乏必要设备,陶其敏和她的团队一起,参照生物制品需要的设备模式,在研究组内隔出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做无菌室,用盐水瓶、输液架配成了一套密闭式装置;肝炎病毒还不能培养,就直接用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分离提纯,严格灭活……
美国科学家率先在杂志上披露了“用采自乙肝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可以制作血源乙肝疫苗”的信息,陶其敏马上明白了原理:用高速离心提纯血液中的乙肝病毒,之后再灭活,就可以得到能使人产生抗体的血源疫苗。
1975年7月1日,我国第一代血源性“乙型肝炎疫苗”研制成功,它又被命名为“7571疫苗”。
检验疫苗是否有效的第一步,通常是以动物试验敏感性和安全性。而所有动物中,能够感染乙肝病毒的只有高级灵长类动物——大猩猩。在美国、日本,实验室都是专门买来健康的大猩猩,安置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由专人服侍进行试验,但陶其敏买不起大猩猩。她捋起袖管:“我来试吧”。
中国的第一支乙肝疫苗是注射在第一个研制它的人身上开始试验的。值得庆幸的是,注射了疫苗约三个月后,抗体在陶其敏体内产生了。许多同事也踊跃地参加到试验者的行列中,越来越多的结果表明,健康人群注射了疫苗,大部分都会产生抗体。
在确认了“7571疫苗”的安全性之后,陶其敏先后在北京、江苏启东县和广西南宁地区进行了小样本人群的乙肝疫苗预防注射观察,发现接种者抗体阳转率可达92.3%,为我国使用疫苗预防乙型肝炎开辟了道路。
根据卫生部的安排,陶其敏把自己制作血源疫苗的技术和整个工艺,无偿地给了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要在在大规模的人群中推广乙肝疫苗,必须再从病毒基因里提取和制作基因工程疫苗。
关于“乙肝疫苗”入选“改革开放30年科技十大进步”,主办方《南方周末》这样阐述:“中国的乙肝疫苗研制与美国、日本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75年,陶其敏研制出中国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样品。由于当时缺乏实验动物,对这种疫苗的最初测试竟然是她在自己身上进行的。她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