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人眼中的诺基亚

编者按：在古代，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因某个领袖而骄傲一时，然而，到了现代社会，只有当国家因企业而骄傲时，这种强大才稳定，才持续。越往后走，国家越像企业，越大的企业也越像国家。中国需要什么，首先需要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但这只是开始，最终，我们需要的是一大批引以为豪的企业。是“引以为豪”，不是其它。企业大了，所有原本用于形容国家的道理也就管用了，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很难想像，当13亿中国人都为一个企业而自豪时，这家企业会弱小，也很难想像，13亿人都找不出一家企业来“自豪”时，我们还怎么强大。芬兰不是太国，如韩国一般，它们的跨国企业历史像一本教科书，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

就算你愿意花两百欧元，在九月的赫尔辛基也未必能找到一间旅馆落脚。来自全球几十国、上千名诺基亚（Nokia）供应商，早已将市区旅馆预定一空。

九月的诺基亚全球供应商大会，移民戏称为“信义计划区”的Kamppi中心，在香港人开的高级中国餐厅“皇朝”里，偶而还会瞥见鸿海员工，和韩国三星干部凑在一起吃饭，聊聊光宝最近斥资三亿欧元，买下一家诺基亚在芬兰的模具供应商。

芬兰人不敢想像，如果没有诺基亚，芬兰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要写一部芬兰现代史，绝对少不了诺基亚这一章。诺基亚和圣诞老人一样，已成为芬兰不朽的国家神话。

每个芬兰人都可以告诉你，一百四十二年前，这家位在芬兰西南部诺基亚河畔的木材纸浆工厂，怎么样从做卫生纸、橡胶、电缆起家，后来跨入电视机，最后成为全球手机的超级巨人。

芬兰的开创者

诺基亚的生命史，也是芬兰国家竞争力变迁的缩影。

据芬兰科学院纽约办公室主任、《诺基亚革命》作者史坦巴克（D.Steinbock）研究，诺基亚发展历程的三大策略转折点，和芬兰经济从生产要素导向，演变为投资导向，最后进步到创新导向，若合符节。

“在每个发展阶段，诺基亚都是芬兰重要的开创者与先发者，永远勇于冒险，不当追随者，”史坦巴克观察。

诺基亚之于芬兰，还不仅只是第一大缴税户而已。

钻研行动科技的史坦巴克回顾历史，芬兰独立后爆发内战（一九一八年），领导右派白军和亲苏红军对抗的，正是诺基亚前任董事会成员曼尼海默。当时诺基亚总裁佛吉赫姆，也披上战袍，成为公司所在地的白军将领。

有很长一段时间，诺基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超过它的国家，更是芬兰经济振衰起蔽的最大功臣。

富可敌国 营收比总预算多

芬兰劳工经济研究所所长基恩德（J.Kiander）归纳，芬兰竞争力能超越工业强国，大部份要归功于诺基亚在90年代的高速成长。诺基亚一家公司，产值就占芬兰4％的ＧＤＰ，和四分之一出口值。芬兰年经济成长率3.5％，其中的1％是由诺基亚创造。

说诺基亚富可敌国一点也不为过。去年总营收411亿欧元，比芬兰政府一年总预算还多。芬兰引以为傲的研发投资，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经费，是来自诺基亚的贡献。

诺基亚的成功，带动芬兰数百家新科技公司成立，总共为芬兰开创了四万多个工作机会。至今，诺基亚全球六万八千名员工中，芬兰籍员工仍占了一半。

芬兰不能没有诺基亚，相对的，诺基亚也不能缺少芬兰。芬兰国家政策独厚通信产业，倾产官学三方，全力建立压倒性竞争优势，诺基亚从中壮大实力。如果不是在芬兰，诺基亚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

芬兰人是出了名的寡言。美国语言学者曾开玩笑说，芬兰语是全世界最好学的语言，“因为根本不必开口。”二次大战期间，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曾暂居芬兰，他生动观察到：“芬兰人通行两种语言，却选择保持沉默。”

Linux程式发明人托瓦兹就深切体会，芬兰人不喜欢面对面沟通，于是热烈拥抱手机这种发明。诺基亚转向手机生意，沉默的芬兰人功不可没。

诺基亚的组织很像爵士乐团，非常有弹性和流动性，这也是诺基亚的芬兰基因。将诺基亚带向顶峰的前任执行长欧里拉就剖析，诺基亚能够成功，在于它“没有阶级、非常扁平”的芬兰性。

诺基亚的环保ＤＮＡ

芬兰人酷爱自然的天性，也反映在诺基亚的生态足迹。

在国际环保组织眼中，诺基亚一直是绿色企业的典范。

在诺基亚工作二十五年、负责环保事务的副总裁索米能（K.Sorminen）表示，诺基亚的使命之一，是成为环境议题的领导企业，芬兰工程师在发想新产品时，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绿色初衷。

诺基亚每年要举办国际环保论坛，办公室的能源消耗量每年也要减少6％，“芬兰人的环保意识已经嵌入诺基亚的ＤＮＡ，”索米能说。

全球化消弭了国家的疆界，企业的国籍也愈来愈难定义。诺基亚到底还算不算原汁原味的芬兰公司？

从股权结构来看，诺基亚是“美国人的”；从决策管理而言，诺基亚又是不折不扣的芬兰公司，直到四年前，诺基亚资深管理阶层才第一次有非芬兰籍进入。

四十九岁的诺基亚企业沟通副总裁苏米宁（A.Suominen）强调，没有了芬兰特质，诺基亚就不是诺基亚。在自我介绍时，苏米宁指着自己的名片，带着优雅自信的笑容说，在芬兰文中，她的姓氏就是“芬兰”。

芬兰的血统，强化了诺基亚硬科技中的软性气质；诺基亚的存在，推升了芬兰意识的认同。就像是活水中的活鱼，彼此互相帮衬。

诺基亚手机摆在会议桌上，杀毒软件公司F-Secure创办人席拉斯玛（R.Siilasmaa）正在等待诺基亚CEO康培凯（Olli-PekkaKallasvuo）的电话。从小喜欢电脑、十九年前创业的席拉斯玛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变成诺基亚的供应伙伴。他认为，诺基亚对他们这些后生晚辈的最大启示，是证明芬兰企业也可以是世界领导者。

“以前芬兰的大企业只能做橡胶靴和卫生纸，现在我们可以做全球最主流产品的第一大品牌，”席拉斯玛亲身体会，受到诺基亚鼓舞，芬兰这十几年创业风气日益旺盛，创业者也比过去有自信。

在古芬兰文中，诺基亚原指栖息在诺基亚河畔的小型黑貂。小黑貂如今化身行动通讯的大老虎，愈来愈国际化，芬兰味道也愈来愈淡。

尽管受益于全球化，芬兰人不免焦虑，诺基亚会不会总有一天要外移他国？下一个诺基亚又在哪里？(《天下》杂志，作者萧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