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对话：信息化如何创新

网易科技讯 6月19日消息，第六届大连软交会正式开幕，“第三届中国软件自主创新论坛”也如期举行。网易科技频道在现场做了直播报道。

在第二个高端对话环节，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史炜先生，金蝶副总裁曾良先生、IBM软件集团开发总监在戴弘女士、英特尔亚太区软件及解决方案集团合作伙伴事业部总监兼战略发展部总监何淑芬女士围绕信息化如何创新展开讨论，以下为现场实录。

主持人：提出了人才的培养在中国软件自主创新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咱们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什么地方？中国的软件创新又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接下来进行第二轮对话，我们有请对话嘉宾，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史炜先生，金蝶副总裁曾良先生、IBM软件集团开发总监在戴弘女士、英特尔亚太区软件及解决方案集团合作伙伴事业部总监兼战略发展部总监何淑芬女士，同时请第二轮对话主持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丘慧慧。

主持人：非常高兴今天和台上的嘉宾共同讨论今天的话题，信息化如何创新，我们知道倪老师时间非常紧，一会儿马上要离开现场，去赶飞机，但是倪老师过来一趟非常不容易，很多嘉宾想就一些话题产生一些碰撞，请倪老师稍微耽误几分钟共同分享一下，同样的话，今天的开始进入第二场之前，我们也进行一场小游戏，这个游戏不光是台上进行的碰撞，跟台下上一场来自各个城市科技园区、软件园的领导也想做个碰撞，我们知道刚才在上一场的讨论中，中国的高新区新兴起了一股发展软件外包的浪潮，大家有不同的浪潮，我从各位嘉宾的话语当中感觉到一点，就是地方是不是要发展软件外包，软件是否能成为中国特色的软件的发展道路，其实是有一些自己不是特别鉴定的，各个城市，各个软件园，各个地区对发展还有一些犹豫，但是已经一拥而上了，现在请台上嘉宾做一个表态，正面给出支持的态度，列出理由，如果是反方也给出一个理由，可能觉得软件外包不足以代表中国软件外包发展的方向，像微软的张亚勤先生的讲话一样，对中国的软件城市发展软件外包是有看法的。在进入游戏之前，考虑倪老师的时间，首先请倪老师表态，是支持还是表态。

倪老师：我弃权。

主持人：倪老师私底下可能和我说实话，在台上有保留，你可能不太确定，什么路径是中国最应该走的，是不是应该这么走的？

倪老师：中国太大了，大连和北京不一样，和深圳不一样。

主持人：非常感谢倪老师，有些观点可以继续交流，对最近三年来对《21世纪经济报道》三年以来持续的支持，用掌声感谢倪老师，同时也祝他一路顺风，谢谢您。再次掌声感谢。

在座的今天到来的有来自代表政府部门的史炜老师，来自本土金蝶公司的曾总，来自IBM的戴总，来自英特尔公司的何女士，我想充分代表了中国在软件产业产学研不同领域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想看我们按照顺序吧。何女士先给我们做一个您的判断。

何女士：外包跟基础创新在中国的情况并不矛盾，中国的市场非常大，印度和我们不一样的原因是印度的人口非常多，而且印度的经济发展非常慢，经济发展慢的原因所以对软件的内需会比较低，比较弱，所以它唯一的出路就是外包，而且印度的语言和时差各个方面，他们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就是可以提供对美国、欧洲进行时差外包，在中国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不等于做外包就不能做技术创新的软件，我觉得外包在中国有三个机会，一个是周边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我们有地理位置的优势，另外很多跨国公司都在中国有他们的分公司，将来他们也需要很多外包设在中国，需要大量的外包项目发生在中国，第三个方面就是外国来的公司，或者周边的国家，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本土的产业也需要本土的外包公司，三个方面来看，外包市场在中国是很大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基础创新也是在中国很需要的，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有翻天覆地的发展，所以我们有很多成功的企业，不光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将来中国要成为世界的强国的话，成为世界的强国不可以是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的强国，假如需要成为世界强国，要中国创造，假如中国创造，在中国我们会有企业管理，还有行业的应用，还有嵌入式，还有产品的研发，一系列中国创造的过程，软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像东软、用友、华为等本土自主创新的公司，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时差，我觉得并不矛盾。

主持人：何女士是站在反方的立场？

何女士：两方面都有机会。

戴女士：刚才何女士讲得非常好，我非常认同，外包是中国软件企业的起步，技术创新是方向，中国国内的需求是非常大的，拿一个数字举例，中小型企业信息化的投资，中国的需求本身就非常大，所以我们在做软件的时候还是要看中国内部自己的市场需求上，另外讲到自主创新和需要人才，人才的缺乏，我想用我现在做的项目做一个例子，我自己切身的体会，我是负责产品的开发，我是这个产品的开发总监，我是从美国IBM回来的，我们这个项目从去年9月份公开的测试版发布到今年5月底发布了正式的版1.0，这是一个办公产品，是一个套件，基于开放标准的套件，我不是做这个产品的介绍，我想说我的团队，我们以前是做开发，以美国开发团队为主，他们开辟了项目，把中间的控件交给中国的开发团队来做，产品的规划甚至包括用户界面的设计都已经做好，然后交给中国的团队做开发，以前是这样的开发模式，现在到这个产品，完全是一个使命，作为一个使命过来，其中从项目的管理、设计、时间的把握，都是我们这个团队来自己控制，所以这个团队从以前作为开发大的产品构件，到现在自己负责产品，这个团队得到的锻炼是巨大的，我是明显的看到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这个团队有巨大的成长，到架构师到项目的管理，到经理都有巨大的成长。所以，这样的人才确实不是从学校里面培养出来的，这样打出来的，因为有这样的产品，靠这样的项目打出来的，我想把眼光放在核心的技术上面，我们能够不断的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主持人：下一位是来自本土软件公司金蝶的副总裁曾良先生，您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老朋友了，我判断一下，您肯定是在反方。

曾良：其实我基本的观点和他们两位差不多，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发展软件外包肯定要有一席之地，不等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和企业都一拥而上做软件外包，不能说中国有了软件外包我们就立足于强列，我们没有资格评判哪个城市应该做，哪个城市不应该做，四五年前我们也成立了外包事业部，也尝试做了一些工作，两三年前，公司董事会决议觉得跟我们的主方向不符合，就卖掉了，自身来讲我们的优势是在管理软件方面，立足中国做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做商业模式的创新，推动客户管理方面的创新，这是我们能够做的一方面，我们特别看到，张亚勤博士的PPT，讲中国软件自主创新的方面，没有特别包括管理软件，提了有电子商务，提了垂直行业，我特别要提到，中国要摆脱世界工厂，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企业的诞生，尤其是诞生新的中国管理模式，这个管理模式能够向世界推广，可能是一个必经之路，我希望几十年以后，在中国大家谈到世界级的管理大师，不仅仅谈起麦克波特，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大师，首先要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把中国的管理模式推向一定的高度，中国的管理模式怎么创新？信息化手段是支撑，从金蝶来讲，这是我们要推动的一个事情，我们不会再去尝试外包领域，但不是说软件同行在这个方面打出一片天地，在这方面我是非常赞同的。

主持人：我们的问题是您需要说出关于中国的各个城市一拥而上发展外包行业，您觉得是正确的选择还是错误的选择？

史炜：本身问题就有问题，因为在座都是企业界，软件外包还是软件产业根本不存在一个城市是否适合做这个产业，而是这个城市有没有做这个产业的基础，我想世界上所有做软件的城市，都是形成一个软件基地以后，形成一个产业群，还没有一个城市，在旧金山要做硅谷，好象也不是这样，上午谈的时候，谈的4个地方高新技术产业区，都在说自己适合做，我就没听明白，说实在话，一个城市搞高科技产业和高软件产业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在中国来说会存在是和不是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判断这个城市和区域是不是已经具备这种产业集成的效率，因为这个话不是市长说的，是投资人说的，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建再好的高新技术园区，大家可能也不会来，这个问题不是是和不是的问题。

主持人：但是我还想再增加一个问题，很难区别哪个城市是和不是要结合各地的具体条件来谈，就刚才的几个城市，西安、苏州、深圳还有武汉，我们再增加几个城市，北京和上海，您觉得哪个城市对发展软件外包更有优势？

史炜：第一城市不能定位软件外包体系下，如果这里面不做投资人的角度，不做商人的角度来看，从国家规划来看，各有特色，比如深圳深圳实际上现在已经形成了产业，不仅仅是外包，而且也形成了产业研发的集群，以深圳为中心，实际上前一个阶段在搞产业布局的时候，我们认为在整个的华南地区深圳是所有城市的中心城市，广州说你别这么说，这么说广州没地方摆了，其实深圳就是磁力中心，辐射到广州、香港、澳门等许多城市，已经完全形成以软件、IT行业为基础的向其他产业，比如向通信产业的软件的辐射，向其他的加工工业的软件辐射，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中国要想见效最快，投资最有效的，无论是外包还是内包，一定要放在深圳。比如西安，西安从战略角度是典型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重庆代替不了，西部的地区到西安正好是一个融合，因为我们发现无论是软件园还是其他的产业基地，肯定是各种物流和信息流、价值流的融合点，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西安那个地方注定要成为交点行业，是制造业是加工业要取决于周边的产业去，西安周边的产业群并没有形成产业链，从劳动力成本，从资源成本从大专院校有潜力。武汉从中国多少年以来资源就非常丰富，武汉的问题就在于体制问题，所有人都湖北省武汉市体制 多少年内没有解决好，这里说不是武汉建不建外包园的问题，要先解决体制问题，湖北搞光谷，搞了这么多年，光谷没见到光，不是没有技术和人才。上海本身是放射源，辐射到产业集群带，放到软件外包城市，这个城市不是进步，而是退后了。苏州的情况特殊，因为苏州的工业园区本身就是特殊体制下，特殊环境下，特殊决策下的产物，对苏州我不敢评价，这里我不是得罪苏州工业园区，要得罪很多人，苏州的事情只有苏州工业园区自己来解决。

宋老师：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任何一个城市，只要它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它就应该努力的发展软件外包或者信息服务，我想每一个省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种权利，而且只要有基础，不应该加一个词一哄而上，如果一哄而上大家都持反对票，应该把这个词去掉，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国家的发展遇到一个转折点，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得到了就业，得到了工业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增长，我们失去了纯洁的空气，失去了干净的水，失去了大量的煤矿，下一代人可能没有那么多煤用了，继续这样走可不可以？不可以，这个时候党中央提出要有科学发展观，要想到未来，不发展制造业很多人要失业，把深圳所有工厂关掉，农民工到哪去生活？有一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想到软件，无论是外包还是内包软件是低耗能的产业，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我们肯定要赶上超过印度，大家看到，教育上，过去我们高等学校比他人数少，下一步超过他，我们初中、高中比他多，我们初中生、高中生后来基础很大，另外中国的特点，大家知道人民币薪金每月四五百元的劳动力，大家刚才说，开发软件只能开发高端的，我同意，从微软的角度，就要做知识产权技术最高，最难的，在中国我想能够让中专生、大专生开发的为什么不可以？总比消耗煤和电做制造业好吧？所以在软件上要培养非常强的人才队伍，不仅是为欧洲服务，今天是大公司都被印度人抢占，中国人五年十年，肯定能从印度人手里夺出来，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不去讲，中国人应该有这个信心，在这个领域，我们必须要侵占，我们不能再消耗自己，你说我在哪一方？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省份，只要有条件都有权利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和外包业。

主持人：刚才讨论的话题，是为了承接上一场话题展开的，回到这一场的出题信息化如何创新，在谈到这个话题之前，再把这个话题稍微收缩和定义一下，在今天的政策背景下谈这个话题，国家正在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向融合的道路，从宏观的经济形势来说，我认为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中华崛起的新路径，这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以及非常宏大的一个机会摆在面前，我说的压力和机遇，大家都知道全球性的资源紧缺，通货膨胀，以及国内的CPI上升，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包括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今年的1季度中国的软件行业的利润率是有所下降的，从中国政府官方的分析认为，其中一个理由，之所以利润下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冲击和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峻的，总的来说我们还面临一些机会，有庞大的制造业规模，形成非常完整的产业链条，有非常强大的出口，以及有非常好的人才的储备，危机存在着，机会也同样存在着，我们现在来谈信息化创新，结合大的宏观背景来谈，更好一些，请台上嘉宾首先亮出你们的观点，您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中国的信息化道路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是否来到一个拐点或者是关键的时刻？

宋老师：这个题目很大了，信息化特别是成立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后，大家感觉大部的融合就是给国家的下一步做准备，我在这儿讲一点，中国的信息化叫它是现在最关键、最重要的转折点也好，或者是一个重新思考，重新起步的时候都可以，过去我们的信息化是通信和信息分离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是靠通信，国内的需求拉动了通信，同时推动了信息发展，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信息要渗透到各个行业，这就是现在我们新的意识到了，把工业部甚至于把烟草，新的工信部，叫做前头冒烟后头冒烟的都管，为什么都管？因为要以信息化促进改进工业化的领域，在这里有一个新的词，我们叫现代服务业，我不去讲宏观，在这里大家发现了，信息化，软件的信息服务，有一个新的蓝海，现代服务业是用信息技术，促进和提高大幅度的改进各行各业，这就是信息化创新的一个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说很多创新，只要把通信信息技术用到这个行业，就可能有成本的增长，所以这一点，信息化创新是有非常大的领地，或者说有一个新的蓝海。

史炜主任：信息化是大课题，电信重组后，这里有一个问题，信息化我说不清楚，很多领域都在信息化是个大帽子，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目前操作层面，以信息化实现创新，只能把信息化理解为是IC和IT的融合问题，这个比较直接，传统的软件行业如何通过有效的计算技术跟信息的传输技术融合在一起，这里既包括运营的创新，研发的创新也包括整个组织体系的创新，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今天我们谈软件发展，或者谈软件外包的时候，包括我看了这次写的报告，写的问题没有涉及到，我们现在谈一个产业发展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清楚这个产业的产业链是怎么样，随着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包括整个宏观经济出来的重大结构调整，在这个时候，下一步衍生的产业链是什么，我们完成的是制造业的转型，后三十年中国肯定要从大国向强国转变，就是要强化中国自主的东西，现在我们看一下，基本没有创新，都是从国外拿过来的，这个时候当我们研究信息化的时候，中国目前的技术状况我们有没有可能赋予一些实实在在的内容，比如IC和IT融合过程当中，其实每个人走有手机，我们拿出手机会发现，再过两三年，我们每个人的手机可能不是手机，就是一个数据接受器，不只是现在手机的功能，肯定是信息接受器，再扩展，很多东西实际上跟我们日常生活很多东西联系在一起的，经常举一个例子，开一个重大的研讨会，根本不用到会场，在家里就可以发言，无非就是视频系统的转化，我想这里我们对信息化的理解一定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现在更多通信运营商谈生态，其实政府在这方面是很被动的，推进整个产业的融合其实政府是做不到的，肯定要靠在座的各位软件制造商去做，我想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几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其实都是软件的开发商实现的，镶嵌在PC上等其他服务上的软件，下一步形成主体的产业规划，让政府给相应的政策，这个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存在创新，创新的问题一两句话恩说不清楚，包括政府部门的管理体制，包括刚刚说的外包城市，一系列的问题我不想展开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