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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又一批非洲贵客来到亚洲。这一次，非洲人去了中国的近邻印度。
在新德里，14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印度-非洲论坛首脑会议。印度表示将投入50亿美元援助非洲，并对34个非洲国家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政策。
南非外交部则在新闻稿中指出，这场峰会旨在推进双方的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扩大贸易、投资、加强能源安全与维和将是两天峰会的主要议程。
“这听起来很像是中国政府几年前所做的事情”，有外电如此评价，“这是一个仿效中国、但规模较小的非洲关系战略。它具有所有的相同元素，只不过在规模上远远小于中国。”
印度商业部国务部长拉梅什也在首届印非大会中声称：“印度与中国之间没有竞赛，中国人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
然而，在南非，记者所观察到的印度影响力却显示，印度人或许是刻意的低调。而潜藏在这背后的，则是中印两国在南非乃至非洲软实力的失衡。而南非，正是非洲大陆独一无二的门户。
印度人的太极拳
通过对比中非论坛与印非论坛的规模、参加首脑的数量、中非基金与印非基金总金额，舆论普遍认为，印度在非洲的影响力与中国相比不堪一提。
中国学者也曾普遍认为，印非合作在规模上和中国还不在一个量级。目前，印度和非洲每年的经贸额大概在202亿美元，而中国则已经达到550亿美元左右。
在南非，记者获得的结论却与一般舆论大相径庭。至少在这个非洲的门户国家，印度已将中国远远的抛在后面。这是中国海外公司、南非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以及南非华侨的共同观点。
类似中兴通讯这类已在南非运营多年的上市公司认为，在南非，印度比中国更具有竞争力，他们具有别的地方不具备的软实力。
实际上，早在1994年南非摆脱种族隔离制度后，印度综合企业塔塔集团立即在南非设立了分公司。塔塔集团2006年至2007年间财政收入为288亿美元，其子公司在南非2006年间收入为2.1亿美元。
相比中国在南非的10家国有企业，印度各行业其实已有约41家大型跨国公司陆续杀入南非，进行能源供应和消费品市场的探索。
于是在南非，印度政府的不事张扬与印度企业的攻城拔寨似乎在紧密配合，像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太极拳表演。
印度企业可以在南非如此“顺利”的进行经营，关键在于“其对南非的了解胜于中国,印度在南非政治高层影响上超过中国”,南非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丁认为。
BEE法案：印度人的政策优势
工商银行以55亿美元的代价购得了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每股平均价格为120元人民币，被西方认为是中国非洲并购的一个“尝试”性行为。
印度GMR公司则以1.5亿美元现金价格购得价值3.1亿资产的煤矿股份。外界认为技术上的优势以及对南非国情的特别认知是成功的关键。
同样的商业行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评论。这缘于对南非文化的了解以及被接受程度。
“在南非，从市场占有力上讲，印度人实际是领先中国的，”中兴通讯南非首席执行官赵云认为，“印度人由于文化和语言的优势，在类似国内中国电信Vodacom高层都有任职。众多公司的管理层都有印度人。”
当中国企业走入南非也同样面临中层管理人员对企业的忠诚度、普通员工对企业文化接受的问题。然而100多年前就出现在这片大陆上进行建设的华侨，不论老侨、新侨、台湾人，都不被南非的主流社会所广泛接纳。南非华人在当地企业中任高职可谓凤毛麟角。
“中国人是黑人吗？(Is Chinese Black)”，这是一个南非极具影响力的媒体论坛的名字。在南非，“黑人”不仅代表的是肤色，而且是一种经济利益团体。
由于南非曾实行过种族隔离政策，白人至上的观念深入到社会中的每一层。“黑人”则成为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对待人群的统一代名词。
南非政府2004年通过立法确定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要求所有的企业必须将其股份最低比例25.1% 出售给BEE公司，即由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黑人”控股公司介入由“非黑人”建立的公司中。
目前，南非的法律承认，土生土长的黑人以及印度移民都属所谓的“黑人”。而被南非首届民主总统曼德拉称赞过的，“在种族隔离时期给与黑人极大帮助，一起争取人权平等的中国人”却不能享受这一法案带来的优惠。
在南非，政府的公开竞标首先考虑的是BEE公司。银行提供贷款首先审核是否是BEE公司等等。
1998年以后进入南非的中兴通讯副总裁赵云介绍道，“按照BEE要求,公司必须出售30%的股份。这是对电讯行业的最低要求。”
印度人却已成为南非社会的一部分。印度人开办的公司则不必被迫出售股份，因为他们也是“黑人”。
与此类似，对于中国在南非的企业来说，由于BEE的特殊要求，工作机会首先提供给“黑人”，其次是有色人，最后才是白人和外国人，在人力资源上的选择和使用上落后于印度公司。
由于人数上的允许，印度公司在南非更倾向于雇佣印度移民、其次是当地居民，这样不容易像中国企业那样受到民粹主义的反弹。员工的忠诚度、企业文化的认同度与印度公司相比中国处于劣势。
南非华侨工会副主席宣蓬莱说，“南非的老侨们聘请当年曼德拉的律师为华人的法律地位正与政府打官司。我们已经把南非政府的不公对待告到了宪法法院。”
由于种种原因，1994年成为一个分界线。南非老侨的申诉中不得不提出，1994年前拿到南非国籍的中国侨民有权享受黑人经济振兴法案的特别政策。
印度软实力之源
在对比中国人与印度人在南非的优劣势时，宣蓬莱认为“印度从多个方面都领先中国。”
南非中国研究中心马丁主任更明确地指出，“中国在高端市场远远落后于印度公司。”
首先，这缘自印度与南非在历史上的渊源。甘地的不抵抗运动最早在南非得以实践。纳尔逊·曼德拉在其领导的非国大斗争运动中也执行这一主张。
其次，印度移民在人口上占有绝对的优势。目前南非作为印度海外最大的侨民聚集国家，拥有超过250万移民的数量。相比中国移民不到20万的数字来说，拥有选举权的印度移民自然是执政党拉拢的重要选票资源。
而自1998年后才建交的中南两国，拥有南非身份的华人不多，具有选举权的少之更少。这也不难理解BEE法案不是很“热心”的将华侨包括在内。
此外，印度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中国移民高。这也和印度移民将子女送往南非当地教育机构不无关系。而1998年后的华侨基本都是单枪匹马闯荡南非，子女教育更倾向于送回国内。
最后，就是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宣蓬莱解释，由于南非与印度都是前英国殖民地，不论在语言、思维、制度、经历上都有很多共同处。
从政府层面来讲，在曼德拉的第一届政府内阁成员中5名是印度南非人。现任姆贝基内阁中，“很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有着印度籍的背景”。
“这就造成中国缺少对南非在政治高层的影响力量，”马丁主任说，“印度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则不然。”
南非是非洲大陆的门户，对于印度洋周边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同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中最富裕的国家，并具有独立的经济体系。
所以保持与南非高水平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对于印度与整个非洲关系的平衡是非常必要的。而印度人对南非乃至非洲大陆的能源开采，正携软实力之利，全面铺开。(详见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