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治污：敲响警钟

几十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太湖污染事件中得到触目惊心的呈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到了尽头。

尹小山/文

从2007年5月29日开始，江苏省无锡市城区的市民突然发现，家中的自来水有一种异味，水的颜色也有变化。于是，市民纷纷抢购纯净水和面包，饮用水被污染的消息引起城市一片恐慌。这次无锡水污染的根源很快就查明，罪魁是太湖蓝藻大面积暴发。截至6月3日下午，无锡市饮用水危机得到缓解，无锡市出厂自来水的水质基本合格，蓝藻污染导致的异味基本清除。市民除喝水和做饭仍使用纯净水外，其他生活用水已经正常。

太湖是个水污染高发地带，1998年的时候太湖水污染就已非常严重，媒体追踪报道“零点行动”——到1998年底，太湖地区1035家重点污染企业必须全部实现达标排放。同时，又确定了太湖水“变清”治理目标，即1998年底实现全流域工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沿湖宾馆和饭店等单位的废、污水要达标排放；2000年各出入太湖河流的水质都要达到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和规划要求，实现太湖水体变清。

然而，治理没有污染得快。进入新世纪后，太湖水不但没有变清，甚至持续恶化。据专家介绍，上世纪90年代在规划“太湖水变清”时，当时估算每年进入河道和湖泊的工业废水只有5.4亿立方米，生活污水的年排放量也只有3.2亿立方米左右。但在要求“变清”的2000年，排放的污水量惊人地增加：监测数据显示，2000年太湖流域点源污水排放量53.3亿立方米，其中工业污水32.4亿立方米，城镇生活污水20.9亿立方米。

最终的污染源头指向了太湖地区的重工业化城市。据财政部农经司副司长曹广生提供的数据，行政区划涉及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安徽五省市的太湖流域片，去年以占全国不到3％的土地面积、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4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研究员苏扬曾经撰文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各种国家级公文里就多有“不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这样的表述，但2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条路我们还在走。事实证明，治理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污染所换来的经济发展收益。例如滇池周边的企业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而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达到Ⅲ类水标准，至少就得花几百亿元。淮河流域小造纸厂的产值20年累计不过500亿元，而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便只是干流全部达到最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Ⅳ类）也需要3000亿元的投入，而要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的状态（Ⅲ类），则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人们对于这样显而易见的经济常识视而不见呢？算来还是因为温饱压倒一切。成本再巨大，也是远期的事情，而现实的利益再小，也是眼前的。上世纪80年代的“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开矿政策破坏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解决温饱这个民生问题。更何况人的贪欲无限，更可以收取眼下的利益，然后迁居异地，把将来的成本转嫁到下一代人身上。

进入21世纪，温饱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要花费巨额成本解决污染问题了。之所以要解决，是因为污染的威胁就在眼前，由“先污染，后治理”这种方式得到的经济收益与污染的威胁相比显得越来越小。以前是因为不污染环境就没有饭吃，现在是因为污染了环境也没有饭吃。转来转去，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起点。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必须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是因为在20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前10年中，中国没有资格对制造业挑三拣四，必须要从低技术含量、高污染的行业开始。既然中国要融入到世界经济秩序中，就必须先接受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污染工业——因为你没有能力从事不产生污染、高附加值的高科技行业或者服务业。要钱没有，要人没有，不从事这些低价值的高污染制造业，你还能干什么？

所幸的是，中国在高污染的环境中迅速积累了财富。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历程。此时，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倡导用绿色GDP来衡量发展。没有发展的基础谈不上科学发展，虽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提前转弯。另外，现代环保技术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后发优势，为中国提前转弯提供了动力。

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成本实现经济增长，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进行污染治理，这句话非常有内涵。其实，这句话就是经济学对于环境治理的最经典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