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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折损了众多知名企业和企业家之后，MBO逐渐被人淡忘，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机制依然在混沌中不断探索。
贺志刚/文
2002年10月中旬，曾经的“饮料大王”，原广东健力宝集团董事长李经纬在医院的病床上收到一纸通知，广东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因涉嫌贪污罪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检察院则以“利用职务之便，以购买人寿保险的形式，侵吞国有财产331.88万元”为由对其立案侦查。
此时，那个他曾经为之奋斗多年，年销售额曾经达到50亿元的饮料企业，已经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资本庄家张海接手。张海后因经营不善被免职，又因涉嫌做假账、侵吞健力宝资产而被佛山市公安局拘捕。2007年，曾经风光无限的健力宝被台湾统一集团收购。
健力宝和李经纬的悲剧是MBO乱局中的一个典型，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企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曾经引领空调行业的广东科龙集团，当地政府不但否决了管理层的MBO方案，还在没有明确理由的情况下，免去了创始人潘宁的职务，企业发展从此陷入困局，最终前来收拾残局的是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顾雏军，顾后来因为挪用资金等多项罪名被捕入狱。
曾经在员工持股方面高调率先做出制度性安排的江苏春兰集团，其方案最终没有被中央政府批准；曾经在中国汽车业屡出奇招的华晨集团董事长仰融，因为产权问题与政府方面展开长时间的谈判，希望通过产权制度的安排，对跟了他10年的管理层有所交代。最终的结局是仰融出走美国，从此华晨与他无关；曾经一手将一家频临倒闭的乳品厂做大的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也是因为在为管理层谋求股权利益的过程中，因为动用很多灰色手段，最终获罪入狱。
为何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为MBO尽折腰？
MBO是Management Bay-Out的缩写，也被称为管理层收购，就是管理者利用负债融资，或是通过股权交换等产权交易手段，用少量的资金收购公司成为公司所有者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退民进”的大潮中，MBO作为一种产权制度改革方式在国内悄然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它解决了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分离的局面，对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及国有资本的退出等问题提供了实施路径。
但是，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风险最大的环节。由于国退民进过程中的泛运动化倾向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MBO越来越被社会各界诟病，当越来越多的国有股通过MBO方式被低价转让后，这几乎成了国有资本迅速转为私人资本的灰色渠道，一些人因为有权力而迅速暴富。
当然在这场国退民进的大潮中，有些企业还是相对完美地完成了股权改造，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情况下，为管理层赢得了相应的权益。TCL集团在1997年与惠州市政府签订为期5年的协议，按照协议，TCL集团到1996年的3亿多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多增长25%~40%，管理层可以获得其中的30%；多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45%。这样一个增值量化的方案最终得到有效实施，2004年TCL集团上市，总裁李东生持有5.59%股权。广东美的集团的做法是在量化净资产的基础上，拿出一定比例折成股份，分给经营者。2000年12月，美的控股将自己所持有的法人股以每股3元的价格转让给美托投资公司，后者成为美的集团的第一大股东，该公司由美的集团高管控股，董事长何享健拥有25%的股份。
与这些知名企业相比，众多的中小国有企业在民进国退的潮流中转变了身份，原来的企业管理者成了新的公司的所有者。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和市场定价体系，期间的确有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混乱不堪的MBO成了民愤的出气口。期间最知名的要算是来自香港的金融学教授郎咸平。凭借其出色的财务分析能力，郎咸平对内地企业的种种责难迅速在民众中获得了强烈的共鸣，其学术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道义的载体。他公开质疑TCL，认为其股改方案实际上是国有股权不断被稀释的过程，李东生个人成为股改的最大受益者。在《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一文中，他认为张瑞敏及其管理层通过三次股权改造，成为海尔集团的实际所有者。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一文中，对顾雏军的财务运作方式给出了严厉的批评。
此时的MBO显然已经是瓜分国有资产、侵吞社会财富的罪恶之手的代名词。那些曾经以社会财富创造者身份被人们颂扬的英雄式的企业家，如今对产权问题三缄其口，避之唯恐不及。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更是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折损了如此多知名企业和企业家之后，MBO逐渐被人淡忘。但是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机制依然在企业家和管理者层面不断探索。在股权分置改革逐步实施的情况下，众多上市公司开始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以此来推动企业不断提升业绩，同时也让管理者能够分享到阳光下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