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博士在IDF的现场访谈

[以下文字根据英文录音材料翻译而成，如有任何翻译不当之处，请以现场英文录音为准。]

[音乐]

[视频]

帕特•基辛格：我很高兴地介绍我们的下一位发言人。大家今天来到IDF、作为技术开发者、技术专家，共同探讨重大创新、真知灼见，讨论未来科技的发展。而谁能比戈登·摩尔更适合就这些话题呢？戈登于1968年共同创建了英特尔公司，1975年任总裁和CEO，1979年任董事长，1997年任名誉董事长。大家知道，他就是那个发现我们今天所称的“摩尔定律”的人。的确，这一真知灼见不仅仅是真知灼见而已，它反映了当今我们行业脉搏和趋势的实质。

我还记得很久以前几次和戈登的个人交往。有一次我们正在努力进行第46次压缩，试图制造一片价值120万美元的芯片。我本人负责带领该项目的设计团队。Josef Elmancy是线程技术的牵头人。我们努力攻克产量低的难关。我们进行各种试验，努力试图找到解决方案。戈登把我和Josef一起叫到他的办公司，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走进戈登·摩尔的办公室，我感觉像要去见上帝一样，不是吗？戈登则开始接二连三的向我们提出问题：你这样试过吗？你试过那个吗？诸如此类。

那时，戈登多年未从事一线的技术研究工作了，所以我们感觉回答他的问题时有点像在安慰一个老人。几番问答之后，他说：“试试这个。我们告诉他：“我们已经试过啦。”他说：“不，不，试这个。”他说得非常具体，这样试一下，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半信半疑，回去照他说的进行试验。你猜怎么啦？他一点没错。现在轮到Josef和我被迫认错了。戈登是对的，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他的技术造诣，他的聪明才智，依然卓尔不群。对此，我深信不疑——他是一个受到业界和全世界广泛高度评价的人，一个技术行业最好的人，不仅仅是一位绅士，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技术专家之一。女士们，先生们，请和我一道，欢迎戈登·摩尔博士上台。[掌声]

戈登·摩尔博士：你好，帕特。好久不见。

帕特•基辛格：他们爱你，戈登。

戈登·摩尔博士：我也爱他们。

帕特•基辛格：谢谢。

戈登·摩尔博士：很高兴看到大家不断取得进步。

帕特•基辛格：对，的确如此。

戈登·摩尔博士：这是规律，你知道的。

帕特•基辛格：而你多年以前曾经预言过这一规律会死亡，戈登。

戈登·摩尔博士：对。

帕特•基辛格：我们没有听你的。

戈登·摩尔博士：嗯，这并不奇怪。在我家里是常有的事。

帕特•基辛格：就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而言，我们希望营造稍微有点特别的氛围。我们不想让戈登做报告什么的，而是想营造一个环境让我们更加随意地交流，探讨业内技术趋势。而且我们荣幸地请到了Moira Gunn博士和戈登一起来到现场。大家如果收听过NPR（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一定听过她的声音。她是NPR的“全国科技”（Tech Nation）和“全国生物”（Bio Nation）节目主持人，以及众多咨询机构和学术委员会的理事或成员。

我于1979年进入英特尔，开始职业生涯——当时在质量评价（QA）部门，担任质量和可靠性技术员。当时我还是个有点叛逆精神的小伙子，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Moira，一个经验丰富的专业软件开发员，来到我们这里。开始我们彼此并不认识。她试图和我们一起实施一些项目，期间我们有过一些有趣的交流。但是，毫不夸张地讲，我在英特尔的最初几个月里见到了Moira Gunn博士，随后，她在业界取得了值得欢呼的成功。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影响了遍布世界各国的技术人员和立法者。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Moira Gunn博士。

Moira Gunn：大家好。好久不见。

帕特•基辛格：确实如此。

Moira Gunn：你不喜欢我吗？

帕特•基辛格：那些和你最初的接触，有一点紧张，Moira。

Moira Gunn：的确有点紧张。很高兴见到你，戈登。但我确实想给你讲一个关于帕特的小故事。因为那时他是新手。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在硅谷，我们刚刚熟悉情况，而这个实验室的新来小伙子，总是穿者牛仔裤来上班，爱穿牛仔衬衫，还带着珍珠钮扣？你还记得吗？

帕特•基辛格：相当邋遢。

Moira Gunn：现在你还穿成这样吗？

帕特•基辛格：不了，从那时起，我妻子就把我的整个衣柜锁起来了，Moira。

Moira Gunn：很好。看来结婚对你有好处。不过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帕特。你干得不错。你干得确实不错。

帕特•基辛格：噢，谢谢。你也一样，Moira。

Moira Gunn：很好。那么我们开始吧？

帕特•基辛格：谈什么呢？

Moira Gunn：我不知道。

戈登·摩尔博士：好吧。

Moira Gunn：我是Moira Gunn，这里是旧金山， “全国科技”节目。来吧，戈登，你是今天最受欢迎的人物呢。

戈登，我必须告诉你，一件让我最感到吃惊的事情。为了准备今天的访谈，我想我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而我对英特尔的工作人员说：“戈登和我也许应该先谈谈。”他们便说：“好的。我们安排一个电话会议，这样比较好。”这确实比较有趣，因为戈登和我以及或许其他6个人在线上。我不知道，也许有10个人。我转移到第二个随便的问题，对戈登说：“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我的背景。”因为我想确保让他知道，我是个工程师，因此我们可以谈点技术。他说：“哦，哦，哦，我在Google上查过你。”我打吃一惊，戈登·摩尔用Google查过我！直接查过我的简历。

还是从本科生时代说起吧，你的专业是化学，而你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是化学和物理，不是工程。我们先前曾经谈到，John Bardeen、Walter Brattain和William Shockley发明了晶体管，尽管他们并未因这项发明而财源滚滚，但到底在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事实上正是William Shockley录用了你。

戈登·摩尔博士：一点不错。

Moira Gunn：不过他没给你发电子邮件。那个时代还早。

戈登·摩尔博士：恐怕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子邮件呢。不过我们有电话，就是用手指转动拨号盘的那种。我曾经在加利福尼亚面试过一份工作，Shockley是在那些面试者的资料里发现我的名字的。我是个加利福尼亚人，当时正打算换工作以便回到加州。我已经厌倦了做研究工作。我感到奇怪的是，纳税人花在那些刊物上每个单词5美元是否值得，也不知道是否有人看这些刊物。所以我想我应该做点更接近实际的事情。

于是我参加了在加州的面试，但我谢绝了那份工作，而Shockley被允许去查阅那些获得录用意向但却谢绝了的求职者的档案。他发现了我的名字。他把一些化学家请回贝尔实验室，发现他们完成了一些有用的工作，因而认为他在自己的新公司里也需要一个化学家。我想我是他第一个打电话联系的人。当时他就在这里，离我长大的地方只有五英里。所以工作地点不错， 工作内容是探索制造硅双重扩散晶体管，听起来像是件有趣而实际的事情。

Moira Gunn：研制工作成功了。当时你无法确信，但是……

戈登·摩尔博士：当时没有，但最终成功了。

Moira Gunn：确实如此。你看起来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你和其他7个人离开了Shockley的公司，创建了仙童（Fairchild）公司。事实上，你是“八个叛逆者”之一。

戈登·摩尔博士：这正是我们多年以来的称号。我想正是Shockley的妻子想出了这个称号。

Moira Gunn：这些人包括你、Bob Noyce，还有谁？谁是技术巨擎？

戈登·摩尔博士：哦，除了我们俩，还有Jean Hoerni，后来二维结构的发明者；Jay Last，后来在仙童公司开展了首个集成电路项目；Sheldon Roberts，是个冶金学家；Julius Blank，是个工程师，搞机械工程的；Gene Kleiner，你也许从Kleiner和Perkins那里对他有更多了解。我相信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听说过他们。Gene是这一团体的最早成员之一。Vic Grinich则是团体里唯一的真正的电子工程师。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博士。那是个完全不同的年代。工程师们并未接受任何有关半导体材料的训练，因为半导体尚未问世。斯坦福不得不把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送到Shockley的实验室学习半导体知识，以便他回到斯坦福后设立一个有关半导体的项目。那位年轻人叫Jim Gibbons，最后当上了工程系主任。

Moira Gunn：当时整个硅谷只有大约15个人。但当时那个地方还不叫硅谷，是吗？

戈登·摩尔博士：对。“硅谷”的名称是后来才出现的。那是Don Hefler，他曾经给《电子新闻》（Electronic News）写过一篇稿子，他后来自己办了个有关半导体的小报，有一阵把它叫做《硅谷》，这个名字当时的确言过其实。我想，那还是在60年代中期，在“硅谷”真正形成之前。

Moira Gunn：那是60年代中期，那时你还在仙童公司，1965年你撰写了那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那大概是首次公开揭示摩尔定律。尽管当时它不叫摩尔定律。你写到：“阿波罗载人登月等项目表明完备的电路功能可以避免故障，成为最好的单个晶体管，从而验证了集成电路的可靠性。”当时有问题吗？

戈登·摩尔博士：早期的集成电路存在许多问题。当时存在各种各样认为集成电路没有意义的主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产量问题。大家知道，对于晶体管，当时晶片只能达到20%的产出率。如果在一个电路里装入8个晶体管，人们认为产出率只有0.2的八次方，这就是实际的产出率，这样不可能降低产品成本。

因此，使集成电路实现和单个晶体管相当的产出率的设想就显得十分诱人。而且，人们认为这些元件不可能达到必要的可靠性，因为无法测量单个晶体管和电阻的参数。电阻很有趣，其温度系数很高。我们还从未有过用性质迥异的元件制造电路的经验。

而正是在这一领域，我的同事Noyce在继发明实用集成电路之后为业界做出了又一重要贡献。他说：“我们将看到成本低于各元器件总成本的集成电路。”这一贡献的确改变了整个产业经济。当然，目前制造集成电路的成本比当年要低得多，但这在半导体行业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

Moira Gunn：因而可以提高产量吗？

戈登·摩尔博士：毫无疑问。实际上，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随着产量提高，情况得到改观，成本降了下来。最终，我们终于走在了成本曲线的前面。

Moira Gunn：那么，1968年，你和Bob Noyce接着创建了英特尔。你说过，公司的第四名员工是Andy Grove。而公司的第三名员工竟是他本人被公司聘用之前所聘用的一个人？

戈登·摩尔博士：不错。

Moira Gunn：那是Andy。还有Bob，可惜他已经不在了。但他的确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而Andy无疑是个有独创性的人，远不止是他自称的妄想狂。每个人都充满着真正的创业精神。

创建一家新企业，并不仅仅是创建者基本技能以及有时科学知识的互相叠加。公司创建者之间也存在缘分，还有他们作为整体的凝聚力。什么是最基本的因素呢？是什么关键因素使你们走到一起来，让你们完成如此卓著的业绩呢？

戈登·摩尔博士：是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是促使我们离开仙童公司的负面因素。仙童公司在短短半年内免掉了两位首席执行官，而Bob Noyce本是合乎逻辑的内部候选人，但却被排除在外。因而他对此有看法。当我得知Bob即将离职时，我说：“啊！他们将成为改变时局的人。”我也一样：“好吧，我也要走啦。”

[笑]

戈登·摩尔博士：这是主要动因。我们看到了改变产业经济的机遇。那时，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很难为大批量生产的复杂集成电路找到用场。特别是你同时面临多个选择，这种情况很特殊。然而计算机的产量只有每年10,000台，所以很难找为复杂集成电路的生产能力找到用场。而我们发现半导体存储或许是用途之一，而且是一个好的开端。而且产业经济链开始改变，从侧重于利用东南亚工厂的大规模、低成本优势变为在整个产业的中心地区完成良好的工艺。

因而，我们看到了机遇，我们也有动力，所以我们就着手了。我们确实非常幸运。要知道运气在这些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当时我们开始探索通过三种不同的技术来制造半导体存储器。我们在使二极晶体管成为优良的快速存储器的过程中采取了迂回路线，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技术上的迂回十分奏效，以至于德州仪器和仙童公司 等老牌公司立即抄袭了我们，所以我们的优势并未保持多久。我们尝试了另一条路线，就是MOS存储芯片和二级驱动器的多芯片集合。这一做法被证明太过复杂，以至于如果我们当时不得不放弃它，我们现在或许还在研究它而没有投产。

但我们还尝试了第三条道路，那就是硅门MOS。硅门正是贝尔实验室用以制造晶体管的设想。我们认为这一设想的确能实现某些实际的优势。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我把这个称为我们的Goldilocks战略，明白吗？一个太简单，一个太难。硅门MOS被证明是恰当的选择。我们专注于这条路线，并且很好地绕过了几个难点问题。但其他公司不像我们专注于一点，因而我们事实上在硅门技术方面保持绝对领先的地位达7年之久。这使得我们真正确立公司的地位。但假如这一过程再艰难一些的话，我们就会首先耗尽资金。而如果这一过程再容易一些，我们就会更快地面临竞争对手。因此硅门是我们非常幸运的选择之一，对公司的发展可谓恰到好处。

Moira Gunn：你早在1965年便撰写了那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并且你能从中看到摩尔定律的所有苗头，但直到你在英特尔工作达10年之久后，你的发现才被称为摩尔定律。根据你的回忆，第一次出现摩尔定律的名称是什么时候？

戈登·摩尔博士：对这一点最了解的是我的一个朋友Carver Mead，当时他是加州理工大学教授，是他把我的发现称作摩尔定律。不知怎么的这一名称就流传下来了。几十年来，我甚至不愿使用这一说法，但最终我还是习惯了这个名称。

Moira Gunn：你对你的发现被称作摩尔定律感到遗憾吗？

戈登·摩尔博士：不，我想现在不了。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