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间楼上
他们班的同学很快就创作了一批伤痕题材的作品：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罗中立的《父亲》都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伤痕绘画的风格和语言主要是学习俄罗斯巡回画派，这与张晓刚从启蒙老师那里学习的欧洲绘画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也与他的天性相左，他试图纠正和模仿，但始终觉得别扭。一年级结束的时候，他写信给哥哥，说：整整一年都没有进步，我想退学。
他想了一个星期，还是觉得太喜欢画画了，不能放弃。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图书馆买入了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画册，张晓刚对这些新书特感兴趣，每天放学都用一个小本临摹印象派作品，开始学习西方现代艺术。再后来，他接触到星星画展的领头人马德升、王克平，当时还看不懂的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把张晓刚弄得很兴奋，他发现除了苏联式的绘画语言之外，原来大有另外的道路可以走。
临毕业创作时，他去四川阿坝藏族地区体验生活，回来后画了一批藏族题材的创作稿。当时毕业创作需要经学校审稿批准，通过以后，才发给画布、画框和颜料。结果张晓刚的草稿没通过，学校认为，他的风格太粗野。没有材料，张晓刚最后把画画在了牛皮纸上，在川美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
不久，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栗宪庭来四川组稿、找新人。开会时，栗宪庭说了句，“除了别人的，张晓刚的这批也不错。”就因为老栗这句话，学校通过了张晓刚的毕业创作。直到现在，张晓刚还很感激当年的这位伯乐——当期的《美术》发表了罗中立和张晓刚的作品，评价张晓刚有“近乎凡高的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他的艺术自信。
毕业离开校园，张晓刚回到老家云南昆明，与毛旭辉、潘德海、叶永青来往密切，“85新潮美术运动”兴起后，他们成立了“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成为“新潮美术”的创作骨干，主张在理性主义之外寻找神秘而原始的生命诉求。
张晓刚在地方歌舞团做过几年舞美，“白天看很艳俗的东西，晚上画一些恐怖的魔鬼”。后来又转到四川美院任教，“四川美院盛行的是乡土艺术，只有我和叶永青两个人喜欢现代艺术，学校对我们的作品不感兴趣，校领导还劝年轻教师不要跟我们来往。”
有几年他几乎是泡在了酒桶里，“每个星期大醉一场，小醉两场。82年，83年，两年的时间，一直过那样的生活。”喝得胃出血，被送到医院，住了两个月，他病房的楼下，是太平间。
这也许是他第一次触摸到死亡。他要求医生让他看看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医生同意了。
这段经历，后来被许多媒体渲染成了他青年时代的一次濒死体验，“生死关头是一个体验，不是说我的身体到了要死掉的程度，只是又年轻，又有幻想，读的书又比较多，受的毒害比较深，加上身体不好，想的问题就比较大，比如死亡，比如宗教。”那段时间，他陆续画了一批阴暗、晦涩的作品：肢解的手，残缺的躯体，疑似人脑或羊肠的不明物体软塌塌地堆成一团，而上帝的头颅漂在水面上……
“出院以后我在门上贴了一张字条，‘养病期间，概不会客’。我开始画一些跟死亡有关的题材，精神上又孤独又骄傲，觉得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和周围已经有了距离，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我们那帮人基本上都是过这种分裂的生活，是一帮让人头疼的愤怒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