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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增刚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据《南方都市报》4月8日的消息，华中科技大学电信系明文规定：硕士生发表论文，原则上导师是第一作者；博士生发表论文，导师必须是第一作者。这个规定引起了研究生的不满和投诉。
美按姓氏排序署名
我前不久在阅读美国经济学家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共同发表的文章时，发现格罗斯曼的署名总是在赫尔普曼的前面。这包括23篇文章和3本专著。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格罗斯曼可能是赫尔普曼的老师、领导或什么的。可是，在找到他们两个人的简历之后，我发现他们两个并不属于同一所学校，更不存在上面所说的那种关系。
从他们已经发表的论文看，赫尔普曼的水平应该不低于格罗斯曼；从年龄上讲，格罗斯曼要比赫尔普曼年轻近10岁。同时，我还注意到在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合著的2本著作中，赫尔普曼的署名总是在克鲁格曼前面。我们知道，克鲁格曼在1991年曾经获得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并且被认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迟早的事情。这说明，克鲁格曼的水平也至少不会低于赫尔普曼。
于是，我给格罗斯曼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就问他为什么他总是排在赫尔普曼前面。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他们是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名，G在H前面，格罗斯曼自然就排在赫尔普曼前面。不过，他也指出了例外情况，那就是当合作者对同一项研究付出的努力差别非常悬殊时，付出努力非常少的那个人将被排在后面。
根据贡献署名有合理性
从格罗斯曼的回答中，我们看到，他们对署名顺序很少在意。但在中国，像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在十几年的合作中，一贯都将同一个人排在前面的情况很少能够出现。这很可能会引起排在后面者的不满，进而合作可能就难以进行下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的情况？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署名顺序在中国是有价值的。从中国大多数高校和科研单位对科研成果进行统计的制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在合作发表的文章中，第一作者可能算0.6篇；第二作者算0.4篇。如果作者数目更多的话，这种权重是递减的，排名越靠后，这篇文章对你的作用就越小。在许多要求在校博士或硕士发表论文的高校中，大多数的要求是“第一作者”的文章N篇。这都说明了署名顺序不仅有价值，而且还有非常高的价值。
从尊重科学的态度，谁的贡献大将谁排在前面这本来无可厚非。这既体现了对科学工作者的尊重，也能够对其形成激励，特别是在排名顺序有价值的情况下。这比起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要好得多。
滋生政治排名打击积极性
但是，如果这种署名顺序由于非学术贡献的原因发生了扭曲，那么按照字母顺序排名也许更好。
学生与老师之间合作的论文或著作，基本上都是将老师排在前面。从学术水平上讲，老师比学生高，老师排在学生前面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在有些情况下，这种署名顺序竟与行政级别挂钩。科研人员辛辛苦苦钻研出来的科研成果，报告给领导，领导再报告给自己的领导。在署名的时候，谁的级别高就将谁排在前面。到最后，真正从事研究的人可能就被排在了非常靠后的地方。那些从来没有参与研究，甚至不知道科研成果内容的某些领导却可能成为第一、第二作者。
按照政治排名而非按照贡献排名不仅不利，还可能产生不良后果，打击某些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姓氏笔划学习美国式模糊
其实，这两种不同的制度都有弊端。美国的制度基本体现不出研究者的贡献大小，特别是在贡献相差不大时；而中国的做法则会受到某些人为因素的干扰，甚至相当于没有制度，按照吴思的说法，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潜规则”。
要消除署名顺序受非学术因素影响的问题，要么消除署名顺序的价值，不存在署名顺序的“歧视”；要么改变署名顺序的制度，约定一个统一规则。幸运的是，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章可循——按照姓氏笔划顺序排列。当需要列举的人的级别、职位相差不大时，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这总算一个重大的进步。
